该台首长为尚书令，副职是尚书仆射，下设尚书丞、尚书郎、尚书令史多人，还设有六曹尚书分管和处理不同方面的工作。
刘秀是最会用人，或称最会玩人的，他一直觉得，把人搞定就能搞定一切。
为了彰显尚书台这个新单位的权威，他特别下诏，在朝廷开会时，总揽政务的尚书令、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和负责京畿安全的司隶校尉可以专席独坐，史称“三独坐”。
但是，这个尚书台虽然无所不统，出纳王命，权势熏天，职级却很低，不过一千石，相当于副厅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运转，要时刻看一哥的眼神行事，唯一哥的命令是从。
别管怎样，尚书台以一哥近侍的身份主持天下政务，以一哥喉舌的身份调度文武百官，是一哥总揽权纲的趁手工具。
在高层的权力角逐中，无论你是干什么的，出身何处，只有掌握了尚书台，你才算真正的掌握了权力；假如你对尚书台没有发言权，你怎么说也不能算是有权的人。
即使三公、大将军、贵戚之类的炙手可热的高级干部，也必须获得兼任、代理或者主持尚书台工作的机会，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权臣，成为帝国真正的牛人。
刘秀的雄主治国之道——目的至上，儒法兼济
刘秀雄主之道的核心是其治国思想，史家长期以来一致的看法是秦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以来一哥治国思想的延续，即“内法外儒”。
我们坚定地认为，刘秀同志的治国思想是非常丰富生动的，简要归纳一下就是八个字：目的至上，儒法兼济。
这跟上面“内法外儒”的说法区别还是蛮大的。
秦汉时期我国的主流政治文化，是主流思想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体现。
把先秦以来直到刘秀之前的思想文化史简单梳理一下，大致可以这么划几个阶段，即：
一是殷商时期的幼稚时代，并不是人们没有思想，人们的想象力很丰富，但大多带有图腾意识和宗教色彩，零散，不系统，也没有在全社会形成主流的东西。
二是春秋时期的先哲时代，社会动荡，礼乐崩坏，少数高人的思想得到广泛的追捧，如老子开启的玄妙之道，孔子倡导的仁爱至上和圣王之治，墨子要求兼爱天下等等，影响极其广泛深远。
三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期的百家争鸣时代，列国争雄，牛人争霸，谁也顾不得钳制人们的头脑，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观点相互争辩、各种风格纷纷涌现的局面，产生了儒、道、墨、法、农、阴阳、纵横、杂家等等多个学术派别，有独到观点、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处受尊重，思想文化呈现空前的繁荣。
四是西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时代，汉武帝刘彻接受当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千百年历史浪涛的冲刷和磨洗下，上述各种思想文化经过互相借鉴、吸收、融合和革新，有的逐渐走进了故纸堆，走进了书阁，有的被发扬光大成为社会主流文化，有的更是被一哥和权力追逐者奉为真理和经典，成为主流政治文化。
总的来看，其中对主流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就是儒、道、法三家的思想了。
儒家讲究入世，主张仁义、道德和中庸，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德政和礼乐教化；道家讲究出世，主张师法自然，在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不崇拜前贤和权威，认为当权者不要胡来，最好是少干活，不扰民，不与民争利；法家就非常生猛了，心直口快，旗帜鲜明，认为人性本来就是向恶的，不少人本来就是欠扁的，在政治上主张实行法治，通过严刑峻法实现社会公平和秩序安定，主张有条件就打仗，以战求强。
法家对国人的影响深入骨髓和灵魂，绵亘至今，丝毫不亚于儒家、道家和佛家。有意思的是，人们谁都乐于接受它的教化和洗礼，但谁都不愿意承认跟它有关系，甚至情愿说它已经不在了！
这是一种仅在中国出现的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
实际上存在而人们又不愿启齿的东西，里面一定有非常微妙的原因。
法家的学术作风是极其坦荡的，它公开宣称自己的世界观就是“人性本恶”，方法论就是严刑峻法。
它毫不避讳自己研究和传播的就是帝王之道和治国之术，而且给出了具体的菜单：法，术，势。
所谓“法”，就是国家要健全法制，以法治国，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时，以严刑峻法为主要手段，宁可重责百人，不可枉过一个，可重责可轻责的坚决重责，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可剐可不剐的坚决剐，使人们对国家、对法律、对权力保持畏惧。
所谓“术”，就是帝王在驾驭干部，国家在统御百姓时，要善用策略，讲究方法，会耍手段。因为玩权、治国都是大事，为了确保大权不旁落，国家不出事，一定要敢于和善于耍手段，玩猫腻。
所谓“势”，就是帝王要建立和始终保持自己的威势，不能跟底下的干部群众靠得太近，不苟言笑也好，手舞足蹈也好，要拿起自己的架子，让人感到威气逼人，势不可犯。
它认为，帝王和有志于追逐权力的人如果把握了这三者的真谛，并且很好地应用于实践，就能够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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