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真郡治即今天越南的清化，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老百姓以渔猎为生，还不会牛耕；社会发展也相当滞后，嫁娶还没有礼法。老百姓想吃粮食就必须跑到交趾（今我国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去买，至于婚丧嫁娶和传宗接代都是顺其自然。
任延到任后，一方面铸造和推广铁制农具，手把手地教老百姓开荒种地，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大力兴办文化教育，规范民约民俗。
这样，几年下来，加上风调雨顺，老百姓五谷丰登，生活改善，而又婚嫁有度，文明有礼。
不少在这样崭新社会形势下生儿育女的老百姓感激地说：“没有任太守就没有我们的儿女！”
于是，不少人家把自己的孩子以“任”为名。
这还不算，九真的老百姓为了表达对任延的感激之情，他尚在任时就自发集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祠堂。
后来，任延转任武威太守。
在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
他还下令，官府所有干部职工的子孙都必须上学读书。对于学得好的，政府就免除其徭役，特别突出的，给予破格提拔重用。
这个政令安排下去，武威广大干部群众重教重文蔚然成风，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逐渐好转，官衙里、乡野间彬彬儒雅之士日渐增多。
这样，由于朝廷重视，并且制订实施了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地方郡县秉持文化教育与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思路和道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不仅在中原地区，大量的学校还在老少边穷建立起来，文明的光芒照射到了各地。帝国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郡县都办起了官学。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其力作《东都赋》里非常欣喜地描述了这种文化教育兴盛的局面，说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用来说明当时学校之多、之盛，还是可见一斑的。
与此同时，很多地方私学繁荣，甚至堪与官学一比。
这个道理就很简单了：朝廷大力提倡发展教育，而官学难以满足广大干部群众的求学愿望。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受到老百姓普遍的追捧。
这个时期，私学无论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超过了官学。
除了上面说的生源充足，私学师资队伍也很强大。
太学里的博士就那十几个名额，地方官学老师的编制也是很有限的，一大批饱学之士不能进入官学教师队伍，就自己办学授徒，其中既有今文经的学者，更有大量的古文经的信徒。
同时，一批熟悉经学的已经走上仕途的高级干部，甚至于已经在太学、地方官学进入教师编制的儒生，也在工作之余办学授徒。这既能扩大自己的影响，也能给自己搞点不菲的收入。
这是朝廷允许和提倡的。
由于古文经一直不能进入官学，它在私学大行其道，影响反而更大一些。
这样也多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刘秀虽然出身今文，但对于古文经信徒们的强烈诉求，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拒绝，其实是用心良苦的。
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大家都来说经吧！
跟官学管理模式有所不同的是，私学的学籍管理较为松散。
私学的学生主要分为及门受教和着录弟子两种。
前者是指学生到场听课学习，亲身聆听老师或者老师委托的资深门生的讲经授课；后者则是指学生在名师门下挂名，而不必亲自到场听课，实际就是“挂靠学籍”。
前者一个老师名下的学生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后者就没谱儿了，学生达上万人的都有，反正没有名额编制限制。
谁有多少学生，往往是老师炫耀的资本和实力的象征；而投在哪个名儒门下习经，也同样是人们在学术界、官场的一块闪亮的招牌。
不容忽视和必须提出的是，在文化教育繁荣之际，古文经学不可避免地发扬光大了。
在朝廷层面，在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层面，古文经虽然没有列入官学教材，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难以遏制。在郡县，它逐渐地、完全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和社会文化的主流内容。
由于古文经注重言之有理，讲究训诂考据，坚持实事求是，理性和科学的成分明显多于今文经学，不仅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而且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今天影响全世界的“汉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基础、学术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汉学之肇始，在于刘秀同时倡导今、古文经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在刘秀的倡导下，帝国中央、地方都很重视教育，官学、私学都很昌盛，不仅培养了人才，传承了文化，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同时，刘秀还开了一个好头，此后他的子孙们也大都十分重视教育，使东汉一朝的文化教育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峰。
刘秀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深刻地理解，首次把尊文重教上升为国家战略，举全社会之力推进学习型朝廷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时和此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后人说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不仅是肯定刘秀本人的文化素质，而且显然包含了对他力推建设学习型组织、培养学习型干部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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