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张居正在把光禄寺的钱挪给朱翊钧后，心神仍不能安定。思来想去，他给朱翊钧写了道奏疏，深情地探讨了金钱的来之不易以及国家特别需要钱的现状，希望皇上能节俭克制，做一个朴实无华的皇帝。
这道奏疏如投进坟墓，毫无回音。张居正执政以来第一次遇到朱翊钧对他的奏疏“留中不发”。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但张居正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朱翊钧只是在耍小孩子脾气，因为很快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他和朱翊钧的关系仍如从前，甚至比从前还要好。
1579年夏初，朱翊钧浑身起了疹子，病势急转直下，大有一命呜呼之意。
出疹子在今天都不是小事，何况是明代。李太后惊慌失措，整个帝国焦虑起来。
禁止戒坛
李太后的惊慌可想而知，如果朱翊钧真有个三长两短，她的一切就都不复存在了。大家都在惶惶不安时，唯有张居正表面声色不动。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张居正是十足的冷血，而且很快，他们发现自己真的猜对了。
朱翊钧疹子漫布全身后，李太后下令僧侣开坛，设法度众。这是一种宗教祈祷，阵容强大，花费昂贵。一心信仰佛教的李太后认为做这些功德，可以让儿子脱离苦海，早日痊愈。
这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无可厚非，但张居正认为有问题。因为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早被朱元璋立法禁止，张居正对李太后说，祖制不可轻易违背，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和事端。他指出，皇上得病，和尚是解救不了的。如果真要找个祈祷对象，不如谢郊庙、社稷，它们才是皇上的保护神。
李太后在后宫看到张居正的反对信，气个半死。冯保隐晦地维护张居正说：“张先生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皇上龙体欠安最忌吵闹。如果在宫里开戒坛，和尚的器乐和念经声必震耳欲聋，影响了皇上……”
李太后脸色冷冷地把张居正的信扔到桌上：“谢郊庙、社稷，这主意也只有张先生能想得出来啊。”
冯保发自肺腑地接口道：“张先生一心为江山社稷，忠心天可鉴。”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戒坛的事就此不了了之。
虽没有请和尚们保佑，但朱翊钧的病体渐渐康复，一个月后，他已能直立行走，并且可以上班。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张居正来见。
两人相见，张居正恭祝朱翊钧痊愈，朱翊钧则很抱歉地说：“我多日未上朝，国家大事劳先生费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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