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范仲淹改革军中论资排辈的弊端，淘汰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有才干的人选拔为将官。他亲自挑选18000名优秀士兵，把他们统一编制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000人，亲自训练士卒、演习阵法，加强了官兵之间的联系，改变地方军队体系繁多、不相配属、“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弊。
作战之时，不按以往职位高低先出的旧规战法出击，临战时根据来敌的军事力量强弱分布，少则轮流而战，多则全体出动。这样，既通过战斗练将，又通过实战练兵，大大提高边防军的战斗力。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善于骑射的当地百姓以补充军队。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思故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招募到更多的勇猛士兵，范仲淹同时改革了军队士兵标记和兵役期的做法。
宋朝有个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入伍前要在兵士的脸上刺字。脸上的制字是军士低贱的标记，士兵丧失了自尊心和自由，因而战斗力削弱。民间更以当兵为耻，遇到征兵便四处逃亡，兵源越来越少。
范仲淹大胆改刺面为刺手。战事过后，兵士可以恢复平民之身，兵士均感动不已。
同时，范仲淹又改兵士戍守3年期限为1年，改变了兵士长期不能回家，日久生怨的弊端。他还奏报朝廷，将兵士的家属迁徙到塞下，让他们同兵士一道垦荒务农，这不但使士兵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使他们因顾全父母妻儿的安全而死心踏地守卫边疆。
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在官兵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
范仲淹范仲淹下令在延州东北二百里的古宽州故址上筑了一座青涧城，建立了牢固的城防，在州城的附近广泛修筑城寨，招还延州一带的流亡边民，修边寨，兴营田，募商贾，通贸易，使当地人民各安其业，发展生产，重整家园。
同时将自己在延州的经验推广到西北各路，在宋夏边境的要冲之地修城筑砦，构建牢固的军事据点，并训练当地亦兵亦民的乡兵、蕃兵和弓箭手对付西夏军队的侵扰。
范仲淹深知良将的作用，在延州主持军事时，特别注意选拔将材。
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他优厚的待遇。
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并劝他认真读书，说：“你现在是个将官了，做将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是不够的，充其量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
这些寨堡互为声援，使延州固若泰山。西夏国王赵元昊从此不敢再下手，感慨道：“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有数万雄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范、韩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人心归服，名重一时。当时边塞上到处流传这样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
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与此同时，正如范仲淹所分析的那样，西夏境内由于长期用兵，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西夏国主赵元昊想与宋朝议和。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赵元昊主动提出与宋朝议和，史称“庆历和议”。
张元竭立反对议和，无奈赵元昊一心议和，力争不可，张元知道其理想再也无法实现，终日郁郁不乐，在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病逝。吴昊最后也隐名埋姓，不知去向。
庆历四年（1044），宋夏达成协议：赵元昊以西夏国主的名义向宋朝称臣，宋朝每年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每年还要给西夏国节日与生日礼物银2万两，银器2000两，绢、帛、衣2.3万匹，茶1万斤；两国恢复贸易往来。
西北前线战事刚刚缓和，范仲淹被重新调入中央。这一年是庆历三年（1043），离上次范仲淹因为抨击宰相吕夷简而离开朝廷，已经整整七年了。
☆、第十六章 庆历新政
北宋庆历年间，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官员过多问题突出，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一直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为了解决国家的确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仁宗帝决定调西北前线的正副统帅回朝掌管枢密院，其中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启用一批革新派官员对朝政进行改革，以重振国威。
虽然范仲淹离开朝廷已经七年了，但朝中仍有一批少壮派官员一直强烈支持和拥护范仲淹的政治主张，反对宰相吕夷简。
七年之前，范仲淹上奏《百官升迁图》议论朝政，指出吕夷简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而被指为朋党贬到饶州。范仲淹被赶出朝廷时，集贤校理余靖上言为范仲淹鸣不平，因此获罪，被贬到筠州监管酒税。
馆阁校勘尹洙则声称就是范仲淹的同党，若得宰相吕夷简大怒，将他贬到了郢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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