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阁校勘欧阳修也写信指责谏官高若纳，说范仲淹无罪被逐，高若纳身为谏官，不分是非，不向皇帝谏言，实属无耻之徒。高若纳气不打一处，立即将信件上交仁宗，结果仁宗皇帝震怒，将欧阳修贬到夷陵县任县官。
馆阁校勘蔡襄目睹言者均被贬职，心中感到愤愤不平，写了《四贤一不肖诗》五首，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尹、欧阳修四人，讽刺奸臣高若纳。一时京城士人争相传抄《四贤一不肖诗》：
人禀天地中和生，气之正者为诚明。
诚明所锺皆贤杰，从容中道无欹倾。
嘉谋谠论范京兆，激奸纠缪扬王庭。
积羽沈舟毁销骨，正人夫从奸者朋。
主知膠固未遐弃，两轓五马犹专城。
欧阳祕阁官职卑，欲雪忠良无路岐。
累幅长书快幽愤，一责司谏心无疑。
人谓高君如挞市，出见缙绅无面皮。
高君携书奏天子，游言容色仍怡怡。
反谓范文谋疏阔，投彼南方诚为宜。
永叔忤意窜西蜀，不免一中谗人机。
汲黯尝纠公孙詐，弘於上前多谢之。
上待公孙礼益厚，当时史官犹刺讥
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忆过扬当时。
四公称贤尔不肖，谗言易入天难欺。
朝家若有观风使，此语请与风人诗。
这篇诗作一出京城，士民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此时，契丹使者闻悉购得此名篇刊本回去，张贴在幽州馆里品赏。若干年后，大宋出使契丹的官员甚至还在契丹境内见到此诗。
过了一年，范仲淹正在知润州任上，有地方发生了地震，朝廷照例召集群臣议论灾异，史馆叶清臣上奏皇帝说：“自从范仲淹、余靖等因为言事被逐，臣民们都不敢议论朝政了，希望陛下能切实反省，引过自责，善待敢于直言之人。”
七年之中，朝廷中不断有人为范仲淹讲话，范仲淹又在西北前线立下大功，仁宗皇帝终于决定重新重用范仲淹这一批革新派官员，以改革国家弊政。
朝廷先后下旨调夏竦任枢密使，范仲淹、韩琦任枢密副使。范仲淹因为西北战事还没有结束，五次上奏要求继续留在西边前线，驻守边关，但未得到仁宗皇帝的同意。
在将范仲淹调回京城之前，宋仁宗皇帝还任命了欧阳修、王素、蔡襄三人知谏院，余靖为右正言。朝中吕夷简一派看到范仲淹的人占据谏院，便再次攻击他们私结朋党。
欧阳修怕皇上再次听信吕夷简一派谗言，特意写了一篇《朋党论》进献。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对朋党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朋党也分君子之朋、小人之朋，君子结党，遵循道义，小人结党，为利所驱，因此皇上应该屏退小人之伪朋，而进用君子之真朋党。
仁宗皇帝看了欧阳修上表的奏章，觉得很有新意，非常欣赏。
谏官欧阳修、余靖和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夏竦在陕西期间，畏惧怯懦，毫无建树，而且诡计多端，奸邪狡诈，一致反对夏竦任枢密使。此后仁宗皇帝连续收到反对夏竦入京的奏疏，最后不得不撤消对夏竦的枢密使任命。
当范仲淹回到京城时，发现朝廷中已经大变模样。仁宗皇帝已经免掉了吕夷简的宰相职务，改任司徒、监修国史。新任的宰相一位是举荐过范仲淹的晏殊，另一位则是章得象，另一位枢密副使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四位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些人一直以来都是范仲淹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只有御史中丞王拱辰是吕夷简的旧党。
不久，仁宗皇帝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任用范仲淹和贾昌朝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任命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枢密副使。
仁宗皇帝这次起用范仲淹等人，目的比较明确。朝廷正在经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西北开战，接着沂州士卒王伦率众起义，张海和郭邈山在商山起义。令仁宗吃惊的是，这些起事的队伍所到州县，宋朝官吏全无战斗力，或作鸟兽散，或以兵甲为礼，迎接起事者入住县衙。
内忧外患，使得仁宗皇帝感受到了统治的危机，于是想重用范仲淹等一批有志于改革的官员来振兴朝政。
庆历三年（1043）九月，宋王室在危机面前主动要求变革，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改革进程中，赵祯显得非常焦躁，每次召见范仲淹、韩琦、富弼三人时，都必定要求马上提出改革方案，要天下立致太平。
范仲淹私下对人说：“皇帝对我可谓优厚之极，但事情有缓急，革除多年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赵祯继续颁下手诏：“朝野上下都认为你们是国家人才，我寄予厚望，希望范仲淹、富弼你们不要回避，尽快拟定改革方案，陈列献上。”每天催得很急。
天章阁是宋室陈列供奉先皇画像、遗墨、御集的地方，有着神圣的意义。赵祯打开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赐座，赐纸笔，命两人立即上奏当世急务。
宋初宰相地位下降，不能像汉唐那样与皇帝坐而论道。赵祯如此举动，自认为是天大的恩赐，将振兴国家的责任交给臣子。
二人感到压力巨大，不敢就座，仓惶告退。范仲淹穷尽心力，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改革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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