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诸葛亮对此，是有认识的。他北伐中原之时，曾上表后主，这就是著名的《前出师表》。表中写道：”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危急存亡之秋“，讲的就是蜀国的形势；”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则是蜀汉的客观条件。条件如此恶劣，还要北伐中原，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勇气的。然而，勇气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智慧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要说一切问题，单一个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六出祁山，却落脚于屯田。可见，至少在小农经济时代，确实是吃饭的问题最大。
与小农经济时代相始终，农业与军事问题，即兵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社会问题。这问题在平时已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发生或发动战争的时候，其意义更为重大，其地位更其重要。
无兵则必然战败，有兵无粮还是战败，兵少则难于取胜，兵多粮少亦难于取胜。所以，处理好兵与粮的关系，也就是兵与民的关系。前人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一点也不错的，而这里的民，至少在整个小农经济时代，指的主要是农民。只有把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处理好，才能要兵有兵，要粮有粮，然后可以实战。
曹操统一北方，基础在于屯田，而罗贯中对曹军屯田之事未能引起重视，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魏之灭蜀汉，晋国吞并东吴，其基本原因也与其国力强大有关。即使如此，灭蜀与吞吴，情况依然有所不同。灭蜀还要靠奇袭，毕竟蜀道艰险，不速战不能成功。所以偷袭阴平，虽是大险，亦是必冒之险。如果战争久拖不决，恐怕胜负还要再议。
晋国灭吴，则显示出从容不迫之意。其首要原因，在于其国力更为强大，而且前线将士屯田成功，粮草不乏，这是其实行攻击的重要基础之一。《三国演义》介绍羊祜镇守襄阳的功绩时说某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末年，军中有十年之积。
军无百日之粮，怎能长期作战。而军有十年之积，后勤自然不成问题。当然，只是粮草充沛，还不足以言战，但使用逆向思维，也可以说，粮草短缺，则根本无资格言战的了。《三国演义》的版本，几经更迭，至毛宗岗，定为100回。第一回便讲黄巾起义，最末一回又讲羊祜屯田。可说天下兴亡，因民乱而始，以民顺而终。没有民心与经济作保证，任你什么英雄也将毫无能为也。终不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
六出祁山的经济命
蜀汉形势如此，又能让诸葛先生怎么样呢？
改朝换代的四大原因
《三国演义》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仿佛是一条无人可以逾越的规律。但看中国历史，由统一而分治，由分治而统一，或几百年一变，或几十年一变。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果然如此。
然而，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非产生分治不可，甚至非分裂不可。内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深思索。造成旧王朝灭亡的，概括地说，包括四个基本原因。
第一，内乱。内乱的因素也多。广义的界定，内乱可以认定为朝廷内部之乱，例如党争之乱，例如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狭义地考虑，所谓内乱，主要是宫廷之乱。而宫廷之乱，又包括因为太子势力过大造成的*，或者因为内宫与外戚勾结造成的*，还包括太监擅权造成的*，但最主要的，则是因为皇帝本人的昏聩无能，或者滥施*造成的内廷与国家之乱。
中国历史上，因为内廷之乱造成朝代灭亡与更替的史实最多。以至有人说，西汉亡于外戚，东汉亡于宦官，唐代既亡于宦官，又亡于割据。因此，自宋代开始，对于内廷之乱，特别重视，对宦官与外戚的行为严加约束，不容其有任何越轨的事情发生。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你管得住宦官，却管不住自己。说来说去，还是皇帝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亡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可以认为，”话说天下大势，乱久必治，治久必乱“了。
第二，割据。割据即军阀割据。秦末就有军阀割据，但和后来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那时的军阀，大多是有封号的，先封诸侯，以后割据。但社会要求统一的力量强大，所以虽有割据，不能长久，七乱八乱，走向大治。
东汉亦亡于割据，割据成为主要社会问题，近人所谓”军阀割据，天下大乱“，正是三国时代的生动写照。
唐代同样亡于割据，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的权威已然不复昔日景象。地方军阀势力日益强大，与朝廷的关系，和和打打，打打和和，终于不可收拾，酿成五代十国那样的混乱局面。
割据反映的主要是王权与军权的矛盾，所以到了宋代，对于军人特别警惕，采用各种方式，如最高军事长官由文官担任，实行督军制，高级军官定期调动，使兵不能识官、官也不能识兵，如此等等。宋代没有割据，就是北宋已亡、南宋立足未稳之时，各勤王之军，如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率领的军队，依然严格控制在朝廷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所以，岳家军虽声名显赫，但皇帝要杀岳飞，依然不是一件难事。
割据现象直到明代末期才又有所抬头，以后到了民国时期，又形成新的历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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