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情况则不然，虽有宗教，宗教地位不能和皇权相提并论，皇帝的权威远远在宗教之上。不但远远在宗教之上，而且在一切权力形态之上，帝王兼有君意与神意。所谓天人合一，反映在皇帝身上，就是应天命而君临天下，皇帝便是天子。天子的权威表面上看不是绝对的，实质上它是很难限制的。因此，国家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王朝的灭亡。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这样的方式标识国家的历史，在西方是很难想像的。说到古希腊，人们就想到雅典文化和斯巴达文化。说到古罗马，又想到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说到中世纪，便联想到基督教文化。到了文艺复兴之后，用帝王和宗教来代表其文化特征的事情就更没有了。西方古来也有和秦皇汉武一般的人物，如亚历山大和恺撒，然而，亚历山大开拓的乃是希腊化文明，而恺撒只是罗马共和制的终结者，用他们的姓名代表那两个时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万千世态，缘何自皇权说起
中国的历史情况不然，君权一统天下，正是恰当的代表。而且除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谁更能代表那一段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呢？要说孔夫子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然而，孔夫子亦坚决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让他老人家代表中国古代文明，便是对他的最根本的信念的背叛。惟有跳出这个历史圈子，回头望去，仿佛才可以说：喔，所谓中国封建时代其实正是儒学时代哩！
中国民间舞蹈中，有一种舞龙艺术。舞龙的关键在于龙头，而中国皇帝惯以真龙天子自命，那么，抓住皇帝，便是抓住了龙头。
透过”西游“看皇权
有些人喜欢说”泰山压顶不弯腰“，又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当然，这都是大丈夫的豪言壮语。这些豪言壮语，可信不可信？ 可信。
中国5000年青史，确确实实有着数不尽的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这样的好汉，没有历史记载的不说，至少自西周以来，历朝历代，都不少见。在六大名著中，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描写社会大题目的著作中，更是豪杰林立，猛士辈出。
然而，中国的大丈夫，一遇到皇帝，马上大打折扣。你可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也可以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但皇帝可不是泰山，皇权重于泰山岂止十倍百倍，任你什么样的英雄，一遇皇权，马上脚软，叫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而且就是你的冤比天大，你也不能有怨言；就是将你灭门九族，你也只能自认时乖命蹇。
人称及时雨的宋公明，谁不宾服？要说梁山泊的英雄，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然而，对于宋公明哥哥，不论是威震大名府的玉麒麟，还是神机妙算的智多星，不论是无法无天的黑旋风，还是倒拔垂杨柳的花和尚，不论是神力无穷、醉打猛虎的武行者，还是怒天愤地无所发泄的阮氏三雄，他们服从宋江，爱戴宋江，对宋大哥可说佩服得五体投地。不闻其名，凶形毕露； 一闻其名，纳头便拜。然而，就是这位宋公明，一想到皇帝，便有些站不住脚跟，一睹圣颜，便浑身酥软； 皇天在上，罪民在下，封官也由他，贬斥也由他，叫生也由他，叫死也由他。
中国的皇权之重，重过泰山。这在六大名著中，无论显隐，都有同样的表现。《西游记》乃神话故事，真的唐僧，去天竺取经的时候，关禁未开，他走出大唐国境是不合法的。所以唐玄奘虽然是中印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友好使者，但他却是以不合法的身份偷越国境的一位很特别的和尚。然而，到了《西游记》里，他的西天取经便有了皇权色彩，不但不再违禁，而且有了极好的名誉—他不仅成了合法者，而且成了大唐皇帝的御弟。这样的荣誉，才是最为荣耀的哩！《西游记》这样写道太宗见了颂子，即命众僧：”且收胜会，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经’来，再秉丹诚，重修善果。“众官无不遵依。当时在寺中问曰：”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旁边闪过法师，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唐王大喜，上前将御手扶起道：”法师果能尽此忠贤，不怕程途遥远，跋涉山川，朕情愿与你拜为兄弟。“玄奘顿首谢恩。唐王果是十分贤德，就去那寺里佛前，与玄奘拜了四拜，口称”御弟圣僧“。玄奘感谢不尽道：”陛下，贫僧有何德何能，敢蒙天恩眷顾如此？我这一去，定要捐躯努力，直至西天；如不到西天，不得真经，即死也不敢回国，永堕沉沦地狱。“随在佛前拈香，以此为誓。唐王甚喜，即命回銮，待选良辰吉日，发牒出行，遂此驾回各散。
这段话很值得研究。
为什么很值得研究，因为这段话虽然不长，却写得十分奇异—中国式的文化奇异。
一奇，”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取经本来是出于对佛的信奉，然而，到了此处，变成了”朕的旨意“。依此逻辑，如果没有朕—皇帝的旨意，那么，玄奘法师还会去西天取经吗？唐僧取经，这一件宗教史上的特大事件，到了这里，成了大唐皇帝的圣明旨意，不知佛家子弟读书至此，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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