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是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游说袁绍出兵，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从此，他对袁绍更加不满，并产生了伺机消灭袁绍的想法。后来，随着袁绍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加快了发展个人势力的步伐。
随后，曹操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双方终于不可避免地正面交锋了。
三国时期，风起云涌，能够有所作为的英雄，大都有以屈求伸的经历。刘备曾依附曹操，孙权后来能够在东吴面临被蜀、魏两面夹击的危险形势下，不顾文臣武将的阻挠，从大局着眼，不惜屈尊下就，先向刘备“上表求和”，并做出了一系列外交上的让步；后又向曹丕“写表称臣”，并恭顺地接受了曹丕的封爵。这一系列卑屈之举，对东吴避免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上没有一个只“伸”不“屈”的真英雄，只有他向谁屈，什么时候屈，什么地方屈的问题。有时候退一步，也就退出了繁杂的圈子，很好地保全自己，这比进十步更有利。时机一旦成熟，也更容易发力，自己的事业也会更进一步。一个像曹操一样能伸能屈的人，是永远不会败的。
人贵自知 实力不济暂避让
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就是能够明确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势。势不如人时可以妥协，暂时满足对方要求，待危机过去，再寻求他策。这是在不利形势下所实行的一种“退让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时形势出发，权衡利弊，克制态度，牺牲眼前利益以救大局。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也难以有这样行动的魄力。
曹操不乏英雄气概，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迎献帝许都县后，虽然有了政治优势，但自己的势力还难以驾驭它，他当时还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相反，倒成为世人注目的人，也可以说成为众矢之的。但与袁绍等军阀相比，仍然处于劣势。因此，曹操采取避开锋芒，壮大自己的方略，最终将袁绍打败。
对于曹操的得势，袁绍有些后悔。他摆出盟主的架势，依仗自己兵多将广，以许县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将献帝迁到鄄城，因为鄄城离袁绍所据的冀州比较近，便于控制献帝。可是，曹操岂会在重大问题上让步？他断然拒绝了袁绍这一要求，而且还以献帝的名义写信责备袁绍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而不勤王。袁绍无可奈何地为自己开脱。
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任袁绍为太尉，封邺侯，实际上是试探。袁绍见曹操任大将军，自己的地位反而不如他，拒不接受任命。
曹操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这时的实力还不如袁绍，他不能在这个时候跟袁绍闹僵，决定暂时作出让步，把大将军的头衔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也是“三公”之一），代理车骑将军（车骑将军只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以缓和同袁绍的矛盾。但由于袁绍不在许都，曹操仍然总揽朝政。
羽翼未丰，不可高飞。曹操深知自己势力还不够，暂不能够太过于表现自己。因此，对袁绍的要求尽量满足，对朝廷的封赠表现出“力所不及”的谦恭。等到羽毛一丰满，他就大张征伐，无所顾忌了。
当对手比你强大时，不去碰硬，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是可行的。但不可因此而失去原则，丧失独立性，要时刻把握自己的命运。
曹操因有自知之明而屈从袁绍，私下里对发展自己一刻也不放松，终于在官渡一战彻底打败了袁绍。
曹操用后发制人打败袁绍后，又以大英雄的心胸举止，对袁绍可谓仁至义尽，借机还弘扬了自己的好名声。
官渡之战后不久，袁绍身亡。曹操攻破邺城时，即令：没有他的将令，不得擅入袁宅。当曹操完全控制了邺城后，做了一件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但于英雄又极富传神色彩的事：泪祭袁绍。
他亲到袁绍墓前致祭，痛陈时世艰难，生灵涂炭之苦痛，历数他与袁绍相知相交，相约救民于水火的人生历程，又赞扬了袁绍的英雄业绩。说到情切处，难免欷嗟吁。
董卓乱国，袁、曹结盟，其艰难周旋，共当祸福。这其间，他们共同患难。等到后来各成气候，各人心目中又都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于是又互不容忍，乃至相互攻击，连兵血战。这并不是有什么硬是过去不了、化解不了的世仇宿怨，不过是彼此都要伸张自己的意气、志愿而已。到最后，胜负既明，国破家亡。曹操虽成大功，但这并不是当初他们相约时所愿看到的。因而惺惺相惜，衷心感动，自然而然伤神陨涕，这就是所谓慷慨英勇之风，当然不会被心胸狭窄、小有所成则得意洋洋，幸己成、乐人祸之辈所理解了。
学会隐忍 为表忠心急上书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手，往往会在较量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不可四处张扬。君子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要学会待时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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