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处于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之时，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当曹操逐一清除了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名声日隆。完全具备取代汉室登基的条件时，按说此时逼皇帝禅让，对他来说也易如反掌。可曹操直到临终之时，也没有称帝。是曹操忠于汉朝吗？恐怕未必，实在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曹操独揽大权却又不做皇帝，反映了他的清醒、明智与沉着。我们知道，随着汉献帝越来越被边缘化，曹操取而代之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招致了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他“有无君之心”、“欲盗神器”。如果听之任之而不加辩解，贸然称帝，袁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而且还可能成为四方诸侯征讨的对象。同时，内部的汉臣势力也会起来反对。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局势已成定局。孙、刘对北方虎视眈眈，而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又心怀不轨，这都是曹操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加紧了对他的攻击，企图动摇他的政治基础，有的甚至要求他交出兵权，以削弱他的实力。为了反击政敌，安抚内部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只得将自己的代汉意图更深地隐藏起来，更加表明自己对汉室的忠心。
他还曾专门上书《让县自明本志令》，以此表明他忠于汉室的决心，说他当时的最高愿望只是做征西将军并能封侯，死后在墓碑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十个字。旨在表明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志望有限，而且只想为国立功，并无个人野心。曹操回顾了他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旨在表明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而戎马一生，又怎会再去称帝王呢？令文的第三部分说明自己一来深受汉恩，已经超过三世，二来汉无负于自己，所以自己对汉室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令文的最后一部分则针对政敌对他的攻击，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兵权，回到他的封地武平侯国去。这既是出于对自身及子孙安全的考虑，更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且他所封的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从三万减去二万，以减轻自己所受的各方压力。
其实，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又何尝没有帝王之心。他之所以深藏不露，只是等待时机而已。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曹操被封为魏王，加九锡。这时，关于曹操有“不逊之志”的议论又风行起来。曹操于是又写了诗作《短歌行》。诗中以周公吐哺自比，表明自己虽然被封为魏公，加九锡，但仍会谨守臣节，遵奉汉室，决不会做出危害汉室的事情来。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向曹操上书，劝曹操称帝，自己北望称臣。曹操将信出示给群臣，大笑着说：“孙权这小子这是在火炉上烤我啊！”
曹操明白，他如果以魏代汉，必招致各方面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其实，曹操把这封信公开给大臣，并说了一些表白心迹的话，一来是为了揭露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来也是试探一下群臣的态度。群臣对曹操的用意自是心领神会，纷纷上表表示“以魏代汉，正是其时”。曹操听了大家的建议后，冷静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文王矣！”
曹操这句话，实际上已表明了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是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造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知道自己政敌太多，而且多次明确表示不称帝。有了这块挡箭牌，自己乐得大权在握，其隐忍功夫之深确实了得。
有进有退 在家闲居有远谋
一个欲成就霸业的人，必须把握好进退的节奏。当你事业略有小成，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千万在心理上要做好跌宕起伏的准备。一步踏不到点子上，苦心经营的大厦顷刻间或许就会坍塌。
因此，有必要控制好进退的节奏。如果把握不好进退出处，也容易就此沉落下去，逐渐地淡出中心，湮灭于无形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我们且看曹操的进退之道。
曹操在镇压颍川起义军后，因军功被升迁为济南相国。曹操在任济南相国的两年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罢贪官，二是毁淫祠。这使他的影响大增，政绩卓著，仕途可谓一片光明。
曹操在任济南相时所做的两件事，确实是他的得意之作，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因为曹操的这些动作不仅得罪了朝中宦官，而且地方豪强也对他恨之入骨。曹操不愿意为迎合权贵而丧失了匡扶社稷的大志向，也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屡次触犯权贵而受到连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之祸，曹操急流勇退，马上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请求回到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实际上是要求赋闲。
曹操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曹操乞留宿卫，纯属以退为进，实非本意。朝中那些宦官和贵戚们岂能不知？他们的算盘是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位，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用现在的话说是同级调动。且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地位和济南国相地位也不相上下。曹操通过这次调动更加验证了自己的顾虑，因此托病不去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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