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考虑到他的贡献和能力，便再次给了他一个差事，任命他为议郎。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既要躲祸，又要保持自己的名誉。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
曹操回到家乡谯县之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秋冬弋猎，以自娱乐”。鉴于当时的大局动向，曹操托病归乡，实乃韬光养晦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自我调整的好机会。
曹操这样做当然有这一层面的考虑，但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曹操早在做洛阳北部尉时就敢于捧杀小黄门蹇硕的叔父，那时也有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但却没有这样做，却是为何？何况，这时他的父亲曹嵩还大权在握，是一个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物。朝中有这样的人撑腰，曹操自然也是有这方面的顾忌。他之所以托病辞官，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东汉末年，名士隐居是十分盛行的。而有大志者往往能够屈伸拜贤，最著名的要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辅佐自己了。隐居在当时被认为是有才能而又清高的人的作为，可以抬高身价，成为当政者注目的对象，不失为一条扬名的捷径。
曹操常以“非岩穴知名之士”而感到非常遗憾，如果能得机会做一个“隐士”，他当然非常乐意。由此看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另一段话也是可信的。他说：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指同年举孝廉者）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得如意。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曾做过长时间隐居的准备。首先，既然“不能违道取容”，隐居当然是避开乱局、保持自我的最好选择；其次，天下乱局一时难以平定，既然不能驰骋沙场，“待天下清”后而再出来实现抱负也是上策。当然，他的落脚点是即使不得已等几年再做官也不算晚，但并不是终身隐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所以说，曹操“称疾归乡里”的最终目的是等待时机。而且期间更是窥视局势，一旦形势对自己有利，他就会复出。
曹操在家闲居期间，地方军阀叛乱和黄巾军余众起事不断，整个政局非常混乱，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退而求其清的先见之明。机会终于来了，这年八月，灵帝为了加强守护京师、保卫皇室的力量，组建一支新军，在西园成立了统中，设置八校尉统领。西园新军可以说是禁卫军团，以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灵帝选中了宦官蹇硕、武官袁绍，也选中了曹操，他被任命为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之职。
其实，此前曹操最大的理想是为列侯当将军，进西园新军当将领是个极好的机会，典军校尉对曹操的诱惑力太大了。他马上结束“隐居”生活，心情愉快地进京上了任。
曹操能接近皇室并任要职，能和红得发紫的大宦官蹇硕共事，这说明他在仕途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这一点上讲，他以退为进的策略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一靠他本人才能出众，二靠他在政治上已经树立了好形象，博得了好的威名。
曹操的一生和其他成大业者一样，有进有退，都能很好地把握进退的关键。曹操以曲求伸策略的胜利，使他的目标及早地到来，促使他的政治欲望逐渐膨胀起来。当初只打算做一郡太守，现在却想凭着手中的兵权，为国讨贼，以便获得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在墓道前的石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志向的高远，城府颇深的官场谋略，这一切都表明，曹操的政治作为将无可限量。
贵在坚持 静观其变等时机
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为什么？恰恰是因为身处其中，精力都着眼于某个局部，难以观全局。而旁观者因为身在事外，头脑冷静，更能看清事物的来龙去脉。所以，当你身处困惑之时，千万要慎之又慎。曹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总能够冷静思考，等待时机，选对路线，屡屡化险为夷。
官渡之战，袁绍气势汹汹，兵强将广。曹操设计斩杀颜良、文丑后，袁绍大怒，不顾谋士的劝阻，挥师南征曹操，急于与曹操决一雌雄。
曹操虽连胜两仗，但袁绍的实力还没有破坏，军队士气仍然高涨。所以，曹操主动撤退到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线设防，寻找机会破敌。
曹军撤至官渡后，与袁军相持不下。两军你来我往，曹军虽然不断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但时间一长，军需匮乏、军力不足的弱点就逐渐暴露出来。若不能短时间内击退袁绍，曹军形势将会非常危急。
此时，荀攸见袁军后方补给线拉得很长，是袁军的一大弱点，便对曹操说：“袁绍运送军粮的军队很快就要到了，但袁绍不会用人。护送车队的将领韩猛虽勇猛善战，但有轻敌冒进的毛病，可趁此机会去袭击他，一定能够成功。”他还建议派大将徐晃去完成这个任务。
曹操接受荀攸的建议，派徐晃率军袭击袁绍的运粮大军，果然大获全胜，烧了袁军大量的补给粮草。
正在此时，原来降曹的汝南（今河南平舆县北）黄巾军首领刘辟投靠了袁绍，在许都一带滋扰百姓。袁绍还派出刘备前去配合，打算趁机攻打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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