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忠的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后面的故事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景德初年（1004年）九月，契丹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势凶猛。宋真宗在寇准等人的推动下，打算御驾亲征。
辽国一方面南侵，一方面秘密求和，代言人正是王继忠。这个时候宋廷才知道，原来王继忠并没有死。
对于王继忠代辽请和这件事，很多人都很怀疑，只有当朝宰相毕士安认为可信。宋真宗也非常疑惑：敌人如此强悍，突然提出议和，是不是其中有诈？
毕士安分析道：我曾审问过抓到的契丹俘虏，他们说辽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屡次受挫，并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是孤军深入，他们自己也很后怕，担心老巢被人乘虚端了。契丹想撤军但又没有遮羞的理由，王继忠的请和肯定不是虚言，可以相信他一回。
真宗听罢分析非常高兴，给王继忠回了一道手诏，答应辽国的请和要求，并派曹利用出使契丹。真宗的手诏写了些什么？根据辽国的记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宋使带给王继忠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宋真宗自登基以来，一直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想打仗。他对边防守将也是严格要求，不让他们侵扰北国。先前知雄州何承矩已表达过求和的意思，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宋真宗显然是希望王继忠能够成为双方议和的密使，将情况通报给辽国皇帝。如果辽国同意议和，宋朝将会再派使者前往计议。
当时宋真宗已下诏准备亲征，但朝中仍有杂音，有人建议迁都金陵或成都。寇准与毕士安力挺北征，宋军在澶渊北城射杀辽国大将萧挞览，契丹震惊。
在这期间，曹利用与辽国使者姚东之进行交涉，经过双方反复商谈，议和之事逐步定了下来。宋每年送给契丹银、绢共计三十万，朝中很多人都认为太多了。毕士安的回答是：不如此，契丹可能并不在意，和议也不能久长。
辽国撤兵之后，宋朝对边防做了重新部署，重要边塞都选良将镇守：雄州李允则，定州马知节，镇州孙全照，保州杨延昭等等。可见，杨六郎只不过是众多边防守将中的一个，地位并不是特别显赫，离边关大元帅差得太远。
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澶渊之盟，和议的签订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结果，一方面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另一方面秘密和谈步步推进。在最为敏感的关节点上，王继忠起到了秘密使者和桥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双方议和之后，宋朝每次派遣使者到辽国，都会拜会王继忠，给他带去金带、器币、茶药等贵重礼物。王继忠对宋使也是优待有加，有时叙及思乡之情，常常泣不成声。他还曾经给宋真宗写信，希望能被宋朝召回，但宋真宗从全局考虑并没有这么做。
按理说，王继忠这么做很可能引起辽人的不满，但是没有。辽圣宗对王继忠不怀疑，不追究，不怪罪，反而更加器重他。得知他家中没有奴隶，便赐他宫户三十，加左武卫上将军，摄中京留守。后来又赐他皇姓，改名耶律显忠，封为楚王。最后官拜枢密使，太平三年去世。
《辽史》记载，王继忠在辽国生有一子，名怀玉。杨家将故事中，杨文广的儿子也叫怀玉，这可能并不是巧合，而是有意借鉴了。据宋人记载，王继忠有子怀节、怀敏、怀德、怀政。之所以有此差异，可能是两国只是各自记录了他在本国生下的孩子。
王继忠是历史上一位很奇特的传奇人物，很难说他不忠于宋朝，否则他也不会为了抢夺粮道而拼死力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上司王超，危难时刻抽身而走，这也是王继忠孤军被围的重要原因。
王继忠现象，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风景。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尴尬的，但宋朝没有将他视为叛徒，辽国也没将他当做奸细，反倒是都视他为忠臣。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看，王继忠也是有功的。当时辽国特别推崇中原文化，礼仪制度都学宋朝，甚至于他们有个皇帝还曾表态说，最希望自己能够生在宋朝。
中华文化在辽国得到了广泛的弘扬，契丹也算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古代，世界上有些国家就是通过契丹来认识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是，今天俄语中，中国一词的发音就是“契丹”。
在包括杨家将在内的许多故事中，辽人给人的印象都如妖魔鬼怪。王继忠因为深入其中，他感受不到那些妖魔化的宣传，身边都是平平实实的人，辽人的人情色彩在有些方面比中原还浓。
王继忠的经历与传说中杨四郎的故事非常相像。驸马的故事看似虚构，实则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不是凭想象信笔胡来的，它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再现，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叠合。
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杨家，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宋真宗曾经的侍卫被辽国招为驸马，肯定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也肯定为民间艺人所关注。王继忠的经历被移花接木到史上并无多少记载的杨四郎身上，也算得上别有匠心。
五 “四郎探母”也有故事原型
既然杨四郎被招为辽国驸马有故事原型，那么《四郎探母》这样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事情又是否可以当真呢？事实上，“快马加鞭一夜还”的探母故事还真不是凭空虚构，也有历史原型，而且还与杨四郎为什么叫了“杨延辉”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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