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看罢很是高兴，降旨准其所请，杨业谢恩。客观地说，杨业诸子的升迁确实有点过快，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那个位置。现实中，杨文广五十多岁时，也还只是个低级军官，他们一下子提升为团练使，确实惹人眼红。
在故事传说中，无佞府跟天波楼并不是一个概念，无佞府是杨家住的地方，天波楼是宅前的象征性建筑，类似于功勋牌坊，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象征。天波楼离无佞府有一望之地，中间是繁华地段，为南北要道，遇有重大节日，百官朝贺或各地使节入朝，必先过天波府。
从元代的杂剧到明代的小说，以至于后世的各种戏剧，都言之凿凿地称杨家在京城有座豪宅天波府，这似乎是件毋庸置疑的事情。故事演义说得这么热闹，宋时的开封是不是真的有天波府存在？
二 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
杨家府宅真的有如此显赫吗，京城里到底有没有“天波府”，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杨家将的很多故事都附会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不管天波府是否真的存在，宋时的开封确实有天波地名，“金水河”也不是虚构。
关于“天波”，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有载，“大内据阙城之西北。其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宫东西二横门皆视禁门”，“城濠曰护龙河……浚濠水深三丈，东侧景龙门桥，西侧天波门桥”。可见，“天波门”在宋都开封的西部，天波门桥、天波门是“大内”要地，宋朝都城核心大门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关于金水河，《宋史》也有记载。金水河又名天源，导自荥阳黄堆山，经过几番整治，俨然成为开封的母亲河。
太祖建隆二年春（961年），左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奉命率水工凿渠，引水入都，抵达城西，共百余里，命名金水河，向东汇于五丈河。乾德三年（965年），金水河引进皇城，后苑、内庭中的池沼都有河水注入。开宝九年（976年），金水河水又被引至赵光义的府第。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九月，在供备库使谢德权的整治之下，金水河至天波门经皇城到乾元门，缭太庙入后庙，金水河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官寺、民舍都能汲用河水。
这个谢德权，就是《谢金吾诈拆清风府》中的谢金吾，因为曾经官为金吾街司，被人称作谢金吾。他原本是个一身正气的官员，但因整治都市街道得罪了不少人，其中有达官权贵，也有市井小人，因而被后世的小说给丑化了。
“天波”与“金水河”都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但宋朝皇帝是否就在那里为杨家赐宅还需要更为有力的佐证。
宋代皇帝似乎有为官员赐宅的传统，这不仅体现在故事传说中，也渗透在历史记载中。
在现实中，据宋史记载，朝廷曾为郭进赐“京城道德坊第一区”，为慕容延钊“赐宅一区”；对赵保吉“赐第京师”，对刘继元赐“京师甲第一区”。
赵保吉与刘继元都是降王，北汉降臣卫融也曾“赐第京师”，卫融原是北汉宰相，后被宋军擒获。名满天下的狄青也被皇帝赐过豪宅。即便是与杨延昭一同并肩战斗过且名声相当的杨嗣也“留其家京师，假官第以居”。这位杨嗣后来被演义成了杨七郎杨延嗣，因为他的功劳和地位不够赐宅，所以只能借宅而居。
被赐宅的刘继元是北汉王，杨继业与他称兄道弟。甚至于与杨延昭齐名的杨嗣都可以住在京城，杨家将安居京城似乎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史书上有那么多人被皇帝赐宅京师，这里面有功臣也有降臣，但竟然没有一条是关于杨家的。这样的事实一方面说明宋时赐宅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意味着，杨家可能真的没有被皇上赐宅，否则不会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
宋时的各种史料，没有留下关于杨家府宅的任何记录。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令人奇怪的是，在远离宋朝数百年后的清代却出现了有关杨家府宅的历史记载。
乾隆时代，周城著有一部《宋东京考》，是专门追寻开封旧事的，这部书提到了杨六郎故居和杨业家庙。杨六郎宅址又叫玉阳关，在“宜秋门内”，宅外还有湖泊。乾隆年间的《开封府志》称，杨六郎故宅在明朝正德年间被河水淹没。
杨业家庙又叫“孝严寺”，“在城西北隅，旧金水内”。“雍熙丙辰五月，业死节朔方，其子请改家庙为寺，以荐其父。太宗嘉其孝，乃谕其请，赐额曰孝严”。宋室南迁之时，孝严寺毁于战火。
按照清人的说法，杨业在世时，开封城内就有杨家家庙。因位于东京汴梁城天波门外，金水河旁，故名天波府。杨业殉国后，杨延昭请改家庙为寺。这些记载说得有鼻子有眼，似乎宋朝都城里真有杨家府宅。
这种说法究竟是否可信？宋史专家李裕民先生在《杨家将疑难问题考辨》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杨业那个时代，宋朝根本没有家庙制度。
家庙制度，兴盛于唐代，到五代时已完全消亡，宋初没有恢复，直到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才有人提议恢复家庙制度。司马光在为文彦博所作的家庙碑记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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