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寡妇征西发生的时间、人物和征伐的对象等等都无法确定统一，可见十二寡妇征西的传说色彩太浓，十有八九是子虚乌有之事。所谓征西，西在何方，也是众说不一。
《杨家府演义》指的是新罗国，《北宋志传》讲的是西夏达达国，而豫剧说是西羌，扬剧称是西夏，《太君辞朝》里说的是黄花国，这黄花国到底是何国也不得而知。杨家将小说
第47回描述了对方的长相，“番帅生得面如青靛，眼若铜铃，须发似朱染就，甚是可惧”，这不是东方人的长相，倒是西方人的模样了。
二 寡妇背后的时尚之痛
杨门女将“十二寡妇”这朵艺术奇葩是在封建礼教正严的时候盛开的。杨门女将最早出现在元代，到了明清，她们的戏份越来越重，逐渐成为故事的主角。也就是说，她们“成长”在女人逐渐把脚裹起来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朝代，妇女的地位最低。唐代宋若莘、宋若昭姐妹俩，搞了部所谓的《女论语》，这部书在北宋以前影响并不大，但到了南宋之后，程朱理学大行于世，《女论语》成为后世女性的行为准则。
宋若莘是唐代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人，擅长文辞诗文，志向高远，一生未嫁，“以艺学扬名显亲”。唐德宗贞元中期，宋若莘被召入宫中，封为“学士”，贞元七年（791年），皇帝下诏让宋若莘总领秘阁图籍。在此期间，宋若莘“恐女教未修”，编撰《女论语》10篇。后来她的妹妹宋若昭对《女论语》进行了加注解释。
《女论语》仿《论语》而作，采用问答的形式写成，论述了古代女子所应遵守的规范，明清时被编入《女四书》，分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管家、待客、和柔以及守节共十二章（见附录）。
《女论语》详细规定了古代女子的言行举止和持家处事应遵循的各种礼节，声称“若依其信，是为贤妇。罔俾前人，独美千古”，如果不能做到就是“懒妇”、“恶妇”、“愚妇”、“蠢妇”、“泼妇”。在封建时代，《女论语》的要求就是淑女贤妇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在今天看来，其中所言未必全无可取之处，比如第九“营家”提倡“一生之计，惟在于勤。一年之计，惟在于春。一日之计，惟在于寅”，但就整体而言，《女论语》更多的还是被视为束缚女子的枷锁和桎梏。其中立身部分是这样规定的：“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行。”
女人的地位卑微由来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除了《女论语》之外，“三从四德”自明代以后对女人的影响也格外深远。“三从四德”是为适应男权利益需要，根据“内外有别”、“男尊女卑”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在道德、行为、修养等方面提出的规范性要求。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周时的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作为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妇女，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对男性绝对服从。
“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九嫔”是其中的较高职位，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礼数。“四德”本来是宫廷妇女的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用，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等诸方面的标准，即“三从四德”。
到了明清，“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得到大力鼓吹，“三从四德”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妇女禁锢最厉害的年代。鲁迅先生所说的封建礼教“吃人”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讲究贞节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明清时期的寡妇增多，甚至有不少惨酷而愚蠢的殉夫事件发生。
清代的闽南曾经有过一种陋习，男人死了，亡妻要梳妆打扮坐在花轿上任人抬着游街，吹吹打打三天三夜后，众人来观看她上吊殉夫，当寡妇由家人扶上高台自尽时，台下人头攒动，拍手称赞。
做寡妇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从明代开始，政府开始运用舆论导向乃至物质刺激来确立贞节观，明太祖朱元璋曾颁布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死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
“十二寡妇”的故事出自明代而不是宋元，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政府的寡妇政策。
宋代并不主张女人守寡，人们大多支持寡妇择机再嫁。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改嫁，范仲淹的儿子去世后，他不忍儿媳守寡，将她改嫁给了自己的门生。一代名相王安石，因为儿子精神失常，便为儿媳选了个好人家嫁了出去。即便是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颐，他的外甥女和侄媳妇也都曾再嫁。
在元代，寡妇改嫁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甚至于不改嫁反而有点让人接受不了。《元史》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州尹氏在丈夫死后不愿再嫁，婆母不断地劝说她：“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独何耻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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