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出于种种原因，到乾隆九年以后，就很少谈及“回向三代”之事了。如果我们将其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事情已有了很大改变。[18]
到乾隆后期，皇上更闭口不谈他的粮政努力，不谈回复三代，反而把“西师”和“南巡”当作了毕生的两件大事。这样做也许有着他的原因，或是难言之隐；但当事人不了解其行为的意义，在历史上并不稀奇（充分了解几乎就不可能）。当然，“回向三代”的未能成功和这一件事的复杂性，也使他没什么好夸耀的。相比之下，“西师”和“南巡”却都可以说是成就显著（虽然在当时即招致了不少非议）。这真使历史具有了悲剧的性质。
但不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却不能否认乾隆初政的那些努力，否认它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否认其思想与实际政事的紧密关联，否认其一“进”一“退”，二者都极富意义。[19]
最后我们也许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高宗皇帝为什么提起“回复三代”的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的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在其个人的内在性格和高傲气质之外？
显然，他从青年求学，即受到正宗儒家理念的深刻影响，为此可以参阅他早年的文集《乐善堂集》，如《修道之谓教论》（“复三代之治”）、《治天下在得人论》、《唐总论》（“治天下之道当以正风俗得民心敦士行复古礼为先”）等篇，皆可证明。
另一方面，或许还有吕留良案“锥心之言”外在刺激的痕迹。吕留良曾说，“三代以上圣人制产明伦以及封建兵刑许多布置”，均按诸天下后世之利，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别人夺取之心”；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返三代”，[20]——乾隆皇帝也许恰是受到这样的刺激，而以他的行动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迈前人，比历代都做得好”？而这一点，也是他的父皇，亲自上马批斗吕留良的雍正皇帝所不能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出，就其统治“特性”而言，清代政治除了儒家理念外，也不是没有着另外的一面。[21]于是乾隆“回向三代”终于也就成为了“昙花一现”。[22]
就在“回复三代”的同时，朝廷从新振兴了儒学。改正了雍正时搀杂佛学的局面。如严饬僧人，甄别僧道，[23]降低僧道待遇，等等。[24]
皇上曾于《御批纲鉴》（卷39）批道：
“儒、玄、文、史，自元嘉中始立四学，……事杂言庞，尚足兴教化乎？”
为使思想能“定于一”，特提倡经学。乾隆元年三月，尚书杨名时奏荐进士庄亨阳、举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拔贡生官献瑶、监生夏宗澜等七人，皆留心经学。著该部调来引见，用为国子监属员。
元年四月，以“从来经学盛，则人才多”，命广布御纂经书，谕：
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道隆羲顼，学贯天人……而尤以经学为首重。御纂《周易折中》、《尚书汇纂》、《诗经汇纂》、《春秋汇纂》等编，又有《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正学昌明，著作大备，……著直省抚藩诸臣，加意招募坊贾人等，听其刷印，通行鬻卖。
定生员试经解，对诸生中能通一经者，则加意栽培。
六月，诏开“三礼馆”，以“五经乃政教之原，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命纂《三礼义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
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应取汉唐宋元以来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
自乾隆三年二月举行经筵。十月，以“士人以品行为先，学问以经义为重”，训士子留心经学，上谕：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书艺之外，当令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其如何因地制宜，试以经义，俾士子不徒视为具文者，在学政酌量行之。
乾隆六年，命续纂《律吕正义后编》，考其本未。七年，考定雩祭典礼。十二年，《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刻成，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乾隆十三年，定祀典祭器。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以“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诏举保荐经学宿儒，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等“潜心经学者”，谕：
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称朕意焉。[25]
《啸亭杂录》曰：上初即位，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纯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苞、任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碾足而退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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