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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_高王凌【完结】(3)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1]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褶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2]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3]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三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4]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11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作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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