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庄存与，乾隆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十七年入直南书房，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一年，以原品休致。与陆燿比较，在皇上身边时间更长、官位更高，更加“切近密勿”。他所开创的今文经学，虽当时不显，却对后世特别是龚自珍、魏源等人产生有莫大的影响。
[36] 章学诚史学之长处之一，据说即在指导人转移目光治现代史，留心当代政制（乃六经皆史论之应有涵义）。此一意见，又落入此下经学家手里，遂有今文学派之兴起。龚定庵思想显然承袭自章实斋（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209），成为其思想的又一渊源。
[37] 参见高王凌：“18世纪经世学派”，《史林》2007：1。
11.议改土地制度
就儒家思想体系来说，“回复三代”应包含有三部分内容，即“封建”、“井田”和“学校”。清代皇帝不打算恢复封建，这在世宗皇帝批驳陆生楠时，即已明确。[1]
于是“回复三代”，只能集中于“井田”这一范畴之内，如乾隆初年讨论“均田”、“限田”，当是“复古”，而在粮政上的那些重大措施，更无非是追寻“三代”。
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主张恢复井田，他说，屯田之行，“知井田之必可复”；颜元、李塨等主张“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并着重研究了从地主手中“收田”的具体方法。[2]但这些似乎未能对实际政治发生直接的影响。倒是满人在占领辽东以后，曾经计口分田（一男均给六晌），且对内地“富人多占土地”，穷人“没有土地”，“乞食身无一物”的现象颇有指摘。[3]
清人入关以后，未及对现存制度作出全面反省，一时似也无力进行新的尝试。因而关于土地和租佃制度的讨论，就与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也留在了十八世纪上叶。
乾隆初年，在政府权力扩张和追求新的努力目标之际，出现了对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的重大讨论，这不是偶然的。欲“回向三代”，也不可能不涉及这些问题，如“井田”、“限田”、“均田”等，在乾隆初年都曾被反复提出。
乾隆二年，御史薛馧奏请限田额，王大臣等提出不同意见：
（限田）其说本之汉儒，而审时度势，万不可行。盖井田既废已久，田不在官而在民，民之贫富不可强而同。……前人岂无复古之意？正之夺富予贫为拂人情而违土俗，莫若听民自便之为得也。
特别针对本朝情况，指出限田之实际困难：
我朝承平日久，户口殷繁，州县田亩俱有定数，……是以薛馧亦知均田之难，而但欲禁富民增置，令贫民各置五十亩之数。此无论田多之人花名诡寄，诸弊丛生，即使富者果皆奉法无违，而现在贫民未有置产之资，反失佃种之业，转致失所，势有必然，……为害甚大，决不可行。
拟薛馧以悖谬见奏，议交部察议。[4]但皇帝却不以为然，谕：
朕念切求言，若因此加以处分，恐阻人进言之路；且伊所敷陈者，尚有直赣之气、近理之语，……使此等之言，时闻朕耳，以补朕之遗忘，亦未为不可。[5]
对改变田制的议论，不但不愿处治，言下之意似还颇为嘉许。
乾隆七年，福建按察使王丕烈复请限田，下九卿议奏。户部立稿主“应毋庸议”，并于五月二十六日传集九卿会稿画题。都统兼刑部左侍郎盛安独持异议，另议一稿，送主稿衙门附奏，然户部不以为是，不得不将另议撤回。六月十一日，盛安具折独抒己见，首先追述古代井田之本意：
圣王知民之贵有恒产也，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人皆有土可耕，有产足倚。……自秦废井田以开阡陌，田之多寡，遂不均匀，……后世虽有爱民之君，蠲赈时行，然蠲免之惠止及有田与田多之人，而田少与无田之人不沾实惠，赈济之惠止救一时与一方之急，而究不能使家给人足，永无匮乏……
继而讨论汉代董仲舒、师丹、孔光、何武“限民名田”，北魏以至周、隋、唐代“均田”、“授亩”，元时郑介夫，特别是明臣丘浚“限田”之法，称：
为今之计，莫如渐次收买公田，……请嗣后纳监者令其捐田纳监，赎罪者令其以田赎罪。……民田既有限制，而官复收田公之于民，行之不过数十年，民皆有土可耕，有产足恃，猝遇荒歉，亦不肯轻去其乡，即加蠲赈，亦得均沾其惠。臣愚窃谓圣主仁民之政，无过于此。
为什么汉唐以来的限田之议、均田之制，皆议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呢？盛安以为：
非独时势使然，乃当事者恶其不便而使然也。……限田之法一行，仕宦之家失之其所恃矣。乃将限田之法交与不便限田之人议之，无怪乎其不肯议行也。且限田国之大计也，或耻其论不由己出而力为阻挠，虽非私意，亦属忮心。又或以为千百年未经行之事，一旦举行，关系甚重，倘力持其说而行之，设有纷扰，得毋罪及首议之人，虽明知其善而又先畏其难，故议之而不果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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