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 * *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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