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19]“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20]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21]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22]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它。[23]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 * *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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