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所谓十八世纪云云，所争的不仅是对一个 “时段”的认识，而是涉及我们的“世界史观”的大问题：过去大家认为，除了英国一个国家带头实现了现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选民”，现在看来就未必了，其他许多国家，包括奥匈帝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在“现代化”中，只是其命运、角色各不相同罢了；再如把它贯通到今天，谁说中国就一定“不行”呢（参见有关清代政治史会议的博客），——这也就改变了过去以经济暨经济关系，以工业革命为标尺的观察角度。
人口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众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它有那么“可悲”吗？反过来说，它起到过什么积极作用（如在“发展序列”的不同阶段）？
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中国历史上人口的“正面贡献”，与当下的历史贯穿起来，提出“人口众多，何罪之有”？进而，对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这样一些“抹黑”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作一总的清算，并称之为思想史上的“三大战役”（《读书》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时现象（布罗代尔）、国家视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兴修畿辅水利，其它一些向属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动帑办理。乾隆二年七月谕：一切水旱事宜，悉心体究。应行修举者，即行修举。如工程重大，应动用帑项者，即行奏闻。
如广东广州府、肇庆府的围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说各项河工、水利了。
其后，更多更大的项目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观承治直隶永定、滹沱、白沟等河，奇材、鸡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黄、淮、淝、济、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贯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宝瑔分疏河南水利，开河六十七道，计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纪直隶水利工程最终结果如何，它都构成了有关方面在“前现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计划之大来说，恐怕只有二十世纪才能与之媲美。
这一时期，国家兴办的大工程项目还有，开矿、修筑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兴建官家园林（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开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
五月庚戌，谕：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谕令各省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的语言）的层面。[4]
政府角色问题：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还是二十年前，坊间尚很少类似的文字。在中国，不可“忘了”政府（国家），它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在十八世纪与当代之间反复观照的结果，使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强”与“收敛”，几乎成为历史的一条“主线”。它不但发生在当代：先是（通过革命）政府的强化达到一个“顶点”，然后（通过改革）开始“回落”，从新寻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还没有“定位”）。类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发生过（如在粮政问题上，它的一“进”一“退”，都富有意义，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识到了这点，说：“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可以说，中国当代改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认清政府的应有作用和摆正政府的角色地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再者，如果说今日中国经济的崛起，所依赖的既不是“经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典型社会主义”，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来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贯之，其主导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发挥特殊的主导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开始放权），政府作用这一条“主线”，仅此一条，即可帮助我们说明很多很多问题。
五、实学和经世之学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及行政考虑（孔门所谓“政事”）面对人口压力以经济发展解决问题从垦政到农政的变化讲求“六政”技术官僚群体及其专门之学从“内政”和“国计民生”出发 十八世纪经世学派：
所谓“十八世纪经世学派”，是我的一个“发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对。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