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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_高王凌【完结】(75)

  相反,我们作政治史,恐怕需要的是更多的“自下的”、“细致化”研究。以“短时段”“事件史”为特征的政治史,研究目标并不是那些“长时段”的“客观物质因素”。

  在方法上,不可仅仅依靠“考据学”的方法,而必须依赖“直觉”,或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

  举例来说,法国朋友曾因“反行为”出自直觉,而特别加以肯定。不错,那确是我发自“一念”,而后经过访谈调查,才确定了的。当然,利用直觉是年轻学子不好把握的,但不要因此就“自废武功”。

  所以,史学是大学问,不要看不起史学,也不要看不起自己。

  至于“理论”,有一些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可能是“理论”领先的,我们“人文学科”则不见得。李零曾说:“理论只是敲门砖”,就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历史学并不是为了追寻什么“理论”的(更不能说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

  如果说我们史学也有我们的理论,那就是一些“实打实”的解释,如人口理论、地区理论、佃农理论,等等;跟社会科学那种“先导性”的理论不同。[5]

  因此,不要怕有人“反对”,也不要怕有“对立观点”。过去有学生说高老师是走在“刀锋”上;不错,治史要有“胆识”;而且,这世界是“相生相克”的,要没人反对,那可就奇怪了!(参见我的博客“不能仅靠考据而须依赖直觉”、“怎样识别文本的真正含义”、“什么是直觉”、“关于考据学批判”)

  * * *

  [1] 我曾给筹备政治史会议的同仁写信说:会议通告已阅,建议增加“政府政策”、“经世学派”诸内容,以宽大之;而来自其他同仁的批评,也对我把“经济政策”归于“政治史”的范畴,表示不解。

  [2] 在《乐善堂全集》里,皇上特别不直汉武帝之所为,其《汉武帝论》:“内侈宫室,外伐四夷”,“好兵黩武,与秦皇无异”,可见他的思想倾向;与准噶尔交战的历史,也不能不让他三思。而所谓“盛世”,更是康熙(后期)、雍正以来即流传的说法,所谓“康乾盛世”也非始自乾隆。

  [3] 批评者或举高斌的例子,说并不是所有“满洲贵族”都持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研究并不属于“科学”,而任何事务都可能存在“例外”;至于高斌,虽隶旗籍(后因女儿封为皇贵妃,赐高氏为高佳氏,复被抬入镶黄旗),原先却是汉人。

  [4] 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巴多明(法)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费隐(奥)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

  [5] 严耕望《治史三书》:史学研究是要运用归纳法求得新结论。演绎法只可用作辅助方法,不能滥用为基本方法。运用理论模式有时诚然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因为它是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格体系。

  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

  有书评说,美国学者罗威廉(W·T·Rowe)所作《救世》中第一句话,辟头便指出了十八世纪在近现代中国史中的枢纽位置,以及它与十九世纪经世学者的密切关联。[1]这是不错的,对我们重新认识“十八世纪经世学派”也不无帮助。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联系就不仅在十八与十九世纪,更重要的,是在十八与二十世纪之间。

  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的学术兴趣始终徘徊于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并主张“在当代经验与历史对象之间来回对比参照”。[2]1980年代,美国学术界由魏斐德(F·E·Wakeman)提议,从十六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都属于“近代史”的范围;黄仁宇(R·Huang)提出从明末一直贯穿至今天,“五百年为一元论”;笔者恰也有近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的提法,[3]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这三百年间,许多问题仍是“同一的”,努力是“一致的”,它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这说法不免“惊世骇俗”,也成为拙作出版时编辑删削的唯一文字。[4]其后,个人研究更大幅度地转向了二十世纪,……也许,它终使我不能不面对十八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正面关联,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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