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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