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
不久，在广西前线寸功未立的官场大家伙赛尚阿被咸丰交给刑部审讯，赛尚阿是满洲贵族，论影响力还在琦善之上，人缘也是相当地好，所以各部官员都希望从宽处理。
曾国藩又跳出来说：“军务关系重大，不能就这样轻描淡写，否则以后还有谁会卖力剿匪？”
没人理他，他就写了奏折递交咸丰，请咸丰从严惩处赛尚阿。
咸丰不是卖曾国藩的面子，而是被长毛搞得心情烦躁，赛尚阿又寸功未立，所以愤怒之下将赛尚阿革职。
曾国藩算是捅了马蜂窝，而且是两回。他在官场上已如站在悬崖边，非但孤立无援，而且险象环生。很多人在聚会时一见到他，掉头就走。而在背后，则是破口大骂。
曾国藩心情沉闷，整日愁眉不展。当他苦心积虑地想挽救大清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时，别人却在诅咒他，当他殚精竭虑地想制定绝妙的消灭太平军计划时，别人却在诋毁他。他那颗热衷功名的心渐渐冷淡下来，有一天，他看着寓所里的一颗树苗，发出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
这话被他一位从前的朋友、现在的陌路之人听到了，冷嘲热讽道：“你呀，就是个老农思维，若真回家荷锄，倒是得其所哉。”
曾国藩憋红了脸，脸红如残霞。
他看准了对方的背影，恶狠狠地吐出一个字：“呸！”
这是无可奈何的发泄，但他倒是真想辞官回家。于是写信给罗泽南道：“过段时间，我就脱掉官服，和你一起优游山林，可好？”
罗泽南知道曾国藩受到了刺激，正咬着笔杆准备回信，曾国藩的转机来了。
1852年7月下旬，中央政府命曾国藩到江西担任乡试主考官。曾国藩得到消息，一跳三丈高，吼起来：“我终于不用脱掉官服，就可以离开这个令人失望而厌恶的地方了！”
由此可知，他脱掉官服是假，胸膛里燃烧的功名之火仍然是炽热的。
接到圣旨的第二天，离江西乡试还早得很，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北京，走上了一条他做梦都无法梦到的路！
结束京官生涯
曾国藩离开北京后，有好事者摇唇鼓舌道，这个乡巴佬是被骂出北京的。
其实不然，曾国藩在道光末年，就始终想去南方当差，无奈运气不佳，每次都轮不到他。
他总想去南方当差，有两个原因：第一，京官的日子太苦，出去当差一次就能收地方官的红包、礼金千两银子，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第二，他做京官十余年，从未回过老家，去南方当差，恰好顺道回老家探亲。
所以这次去江西南昌主持乡试，他真是欢天喜地。
但1852年9月初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一封家信来到，是个噩耗：他母亲于一个月前离开人世。
曾国藩胸膛如挨了一拳，血气上涌，“哇”地吐一大口鲜血来。
呆坐了许久，他终于缓过气来。按传统和法度，他此时应立即回老家奔丧。不过，有点小困难。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决心一下，曾国藩立即行动。
他穿上孝服，雇了乘扁舟来到江西九江。九江官员们见新任乡试主考官披麻戴孝而来，目瞪口呆。曾国藩就把老母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并说两天后要启程回老家守孝三年。对于不能主持江西乡试，曾国藩深表遗憾。
老娘去世，做儿子的应该刻不容缓，恨不得多生四条腿往家中赶，曾国藩怎么说要两天后才启程？
伶俐的江西官员们看曾国藩一脸菜色，马上明白其中玄机。
有人道破玄机对曾国藩说：“您就是不在这里待两天，我们也非让您待不可。您母亲去世，我们江西官员们应该表示一下，但南昌离此有些路程，所以您得等等。”
曾国藩哭丧着脸，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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