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的最后，曾国藩说：“我和左宗棠、李鸿章商量的结果就是如此。不过，纵然要他们代运漕米，咱们也不能一劳永逸。洋人的先进技术，咱们只要有机会，必须要学习啊。”
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远见，在那种自身安危都受到考验之时，竟能想到如此深远的计划，曾、左二人实在有过人之处，也足以证明，后来二人倡导洋务运动，不是头脑发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对曾国藩“自以为是”的论调大为不满，王有龄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在祁门被困成了鳖，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洋人无用，实在是死鸭子嘴硬，不借助洋人，他曾国藩根本就对付不了长毛贼。”薛焕更是气冲斗牛，对中央政府说，“曾国藩这是掩耳盗铃，说不借助洋人，可上海现在就是靠洋人在守卫，一批不远万里来的美国人还自动自发组织了‘洋枪队’，帮助我们打击长毛。”
二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脆弱的内心认定纯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对付不了长毛，而曾国藩虽身处逆境，却内心强大，再加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使他有着不同于王、薛二人不同的声音。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这话一点都没错。
清政府对曾国藩和王、薛二人进行综合评论后，觉得曾国藩正确，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岂止王、薛二人是胆小鬼，当时在南中国受到侵害的所有中国上层社会都这样想。上海方面的士绅在未去请曾国藩出兵前，就大肆鼓吹应该请洋人来保卫上海，并请中央政府向洋人“借师助剿”，收复被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常州等地。
中央政府再问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他已从祁门出来，正在围攻安庆，胜利指日可待，所以底气更足。他对上海那群士绅说：“几个洋人拿几条枪保卫上海，这可以，但让他们进攻苏州、常州，简直是滑稽可笑。上海是通商口岸，也有他们洋人的利益，他们保卫上海，理所应当。可苏州、常州等地不是通商口岸，没有他们的利益，他们来这里，能有什么责任心？！”
上海士绅们垂头丧气，曾国藩后来又去信对他们说，既然让人家保卫上海，就该以诚相待，不可猜疑，尤其不可自傲自卑，能得其心，就能得其力。
以“诚”待人是理学家的杀手锏，曾国藩主张在外交上也应该如此，这是他终生的人生信条。
薛焕气得鼻子都歪了，正遇到太平军猛攻上海，洋人们也守得很艰难，薛焕再提“借师助剿”。曾国藩也没好气，对中央政府说，“谁不想尽快消灭长毛，洋兵如果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天兵天将，那咱们不用就是傻子。可这些人狼子野心，不成功还好，一旦成功，所要求必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到那时候我们给还是不给，给的话，必是贻害国家，不给，就得开战，谁能保证打赢？这不是前门驱逐了狼，后门来了虎吗？！”
“借师助剿”的论调一时沉入谷底，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又一波“借师助剿”论兴风作浪。提出这一老掉牙论调的人是三口大臣崇厚，他玩了个花招，说洋人不可信，但印度人可信，大家都是受洋人欺辱过的。我们可以借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兵来中国，帮助我们打长毛。
曾国藩忍无可忍，怒斥荒唐：第一，借师助剿是大错特错，只图眼前痛快，不想将来的危险。这些人鼠目寸光，应该都拉出去不经任何审讯就斩首示众；第二，他曾国藩三番五次地摆明了自己的主张，可还是有人三番五次地提“借师助剿”，拿他曾国藩的话当放屁，简直无法容忍！
他联合左宗棠、李鸿章向中央政府上了一道很不客气的奏章，专谈此事。他说，经过缜密的调查后，我们得出结论，英国人调印度兵来助剿这件事是子虚乌有，英国人在印度都手忙脚乱，怎么可能有精力调人来中国？纵然英国在中国的地方官想从印度调兵，在他们那种政体下，必须经过议会通过才可进行。崇厚脑子里都是糨糊，不知他是被某些别有用心的英国人忽悠了，还是他做梦梦到的，竟然异想天开，这种人的智慧不足以担任官职，皇上应慎重考虑他的去留。
最后，他又说了不借洋兵的另外理由，可谓掷地有声：长毛匪原本是中国良民，纵然为匪，失去良知本体，也是吾中国国民，自有我中国管，岂要外人来？况且，今日之形势，长毛匪已是穷途末路，我辈自有能力结果他们。即使他们仍气焰万丈，这也是我们自家的事，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和汉朝人的那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同样气势如虹。
曾国藩说了这么多情绪化的话后，笔锋一转：“如果政府真听了那些不开窍的人的话，借师助剿，那湘军绝不会配合进攻。湘军不配合，洋兵人少，能攻城但没有人力守城，最后肯定是白玩一场。”
慈禧看到奏章的最后，想要发怒，但终于忍下来。虽然对曾国藩很有意见，但她还算清醒，绝对不能借师助剿。
曾国藩四拒借洋兵，终于使得洋人没有进入中国军事领域，至少在这一程度上看，它保全了中国的军事主权。
为了不让洋兵参与中国事宜，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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