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乾隆十六年三月壬寅谕。
（48）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49）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49～50页。
（50） 卫哲治参劾谢济世颇为时伦所不满，据昭梿所记，此事“袁简斋（枚）曾作书规之。刘文清公（墉）亦言其‘官每高一阶，而其品乃下一级’”（《啸亭杂录》卷2《卫司空》）。然逮治谢济世似为皇上之授意。
（51） 昭梿以为，胡中藻诗狱盖乾隆帝“深恶党援，非以语言文字责也”，谓乾隆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二相国秉政，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胡阁学中藻为鄂西林得意士，性多狂悖，以张党为寇仇，语多讥刺，上正其罪诛之（《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52） 在美国学者孔飞力看来，皇上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说他的行为不配当一个满人，把这些联系起来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即在“谋叛”和“汉化”。《叫魂》（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第87页。
（53） 如郭成康认为：盖是时平准在即，形势严峻，皇上必欲遽兴大狱，以震惕汉大臣官员。胡中藻、谢济世不过是其早已选中的靶子而已，《清通鉴》卷5，以上多处参考引用。
（54）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55）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壬申谕。
（56） 郭一裕后复起为河南按察使，以老罢。
（57） 乾隆二十二年七月辛卯谕。
（58）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庚午谕。
（59）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50；《枢垣记略》，卷4；翌年三月，有旨令宽宥蒋炳，来京在军机处司员上效力行走，遇有员外郎缺出补用。
（60）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10页。
（61）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癸巳谕。
（62）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甲午谕。
（63）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亥谕。
（64） 先是，二十三年九月，停“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律载凡侵盗钱粮入己，数满千两拟斩，然该条例附有“侵亏限内完赃减等例”，即侵盗、挪移等赃若一年全完，则比照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若一年未全完，再限一年追赔，完者，免死减等发落；若二年未完，着落犯人妻及未分家之子追赔。是以侵亏拟斩罪犯至秋审时概入缓决，俗谓之“老缓”。今上久欲删除此例，至是，命嗣后除因公挪移及仓谷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旧例外，所有实系侵亏入己者，限内完赃减等之例著永行停止。谕：“监守自盗，肆行无忌，则寡廉鲜耻，败乱官方已甚，岂可以其赃完限内，遂从末减耶？且律令之设，原以防奸，匪以计帑。或谓不予减等，则孰肯完赃？是帑项为重而弼教为轻也。”乾隆二十六年律例馆奏准，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纂入新例。嗣后，嘉庆初年，始将“限内完赃俱不准减等”条例删除，仍准侵亏限内完赃减等。
（65）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寅谕。
（66） 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戊辰谕。
（67） 参见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这几年来，皇上可算是日理万机，从西陲平准平回的战事（于数千里外从战略部署到战术指挥，到后勤保障，在在指示，料敌机先），到东南各省水利（它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更不用说那些日常政事了（多处越过一般规定，越法权断）；仅从《实录》来看，有时一天就要批谕多达十来份奏摺。现在他终于可以清闲一点了，因此筹备了第三次南巡。
先是，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以河工告竣，年谷丰收，臣黎望幸情殷，请于庚辰之岁（乾隆二十五年）再举南巡。上谕：积潦初除，正宜乘时劝谕，以培元气，而岁届辛巳（二十六年），圣母皇太后七旬大寿，于是年敬奉安舆，重临江浙，以仰悦慈怀，俯慰元元望幸之忱。
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复因江南大水，恐地方有司承办南巡差务，转于赈恤事宜不能尽心经理。命将原定二十六年的南巡推迟至二十七年举行。
乾隆二十六年二三月间，皇上奉皇太后谒泰陵，西巡五台。上年山西巡抚鄂弼于五台山菩萨顶预盖行宫，即命“勿得过为华侈”。适河东商众捐输银三万两以充驾幸五台经费，奉旨命用之于建造行宫。四月发现，扬州所建行宫，从前吉庆为盐政时缮葺已觉较华，而普福任内必求争胜于吉庆，今闻高恒所办则又意在驾普福而上之。踵事增华，长此安穷？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皇上奉皇太后自京启銮，开始第三次南巡。据说，扈从有大臣首相傅恒、相国史贻直、大将军九门提督舒赫德，亲王、文武百官百十余人，侍卫官五百人，满洲、蒙古诸官千余人，羽林军一万人，甲兵五万人。（1）此次南巡途经直隶、山东、江南、浙江四省，各地方蠲免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凡去秋受灾歉收者，蠲免十分之五。其路线与二十二年二次南巡时基本相同，惟首次前往浙东海宁，视察海塘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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