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以后，皇上开始宠幸魏氏，生有四子二女，包括皇十五子，即后来的仁宗皇帝永琰（顒琰），是后妃中诞育子女最多的一位。乾隆三十年，魏氏晋封皇贵妃，位号仅次于皇后乌拉那拉氏。
乾隆三十年四度南巡，途经山东时，越济南府城而不入，这也是第四次了。皇上特意写诗说明原因，仍是那不堪回首的乾隆十三年：
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但激怒乌拉那拉皇后的却不是这些，据当时传闻，皇上要在江南立一个妃子，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当是闰二月十八日之事，据杭州圣因寺行宫里传出的消息说，皇后对皇帝有所冒犯，然后怒气冲冲到皇太后前哭诉，恳求在杭州出家为尼，太后哪里肯准；不料皇后从袖中抽出利剪，将万缕青丝齐根剪去，——按满洲习俗，这正是最为忌讳的举动，自然要斥之为“迹类疯迷”了。
据后世学者考证，这一位要立为妃的江南美人，不是别人，正是扬州姑娘陈氏。其后，她在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被立为“明常在”，以后被封为贵人、嫔，直到嘉庆三年，太上皇崩逝的前两个月，晋升为妃，一直陪伴了皇上三十余年。
以清朝后妃制度而论，是断不能选汉人女子为妃的，江南籍女子更为深忌。不过在事实上，这一规定早就被打破了。他人不论，细检《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中的机密档案，今上至少有两名江南籍的嫔妃，一个是扬州籍的陈氏，一个就是苏州籍的陆常在（当为二次南巡时从苏州携回）。
其实就连魏氏，也未必不是江南女子。早在乾隆二年释服之后，南方织造、盐政就曾进“优童秀女”。《清代名人传》说魏氏是“苏州女伶”，怕也不是没根据的。
是否类似的原因，导致了乾隆十三年事件的发生？还是如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所说，因为反对洋教，遭了报应，以致在济南去庙里祈祷的途中，突然患病？这些恐怕也是无法考证了。
乾隆三十年，在南巡途中“先程回京”的乌拉那拉氏，从此被幽禁于冷宫之中，并于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皇上奉皇太后出发避暑山庄的第六天去世。实际上，在她生前，即已被剥夺了皇后以及此前的皇贵妃、贵妃和妃的位号。那拉氏的葬礼，也是按低规格办理的。
帝后反目，一时为“天下人共知共闻”，甚至传到朝鲜。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东巡谒陵至锦县地方，秀才金从善进递呈词，其中一条即请皇上为乌拉那拉皇后一事，下诏罪己，遭到皇上痛斥。从乾隆三十年以后，皇上就再也没有立皇后，从此也没有人再敢议立皇后。
皇贵妃魏氏成为了事实上的六宫领袖，乾隆四十年魏氏病逝，之后不仅中宫久虚，就连皇贵妃也阙而不补。乾隆六十年九月，皇帝归政大典在即，正式宣布永琰为皇太子，明年元旦即位为嗣皇帝，于是魏氏被追赠为孝仪皇后，是为乾隆朝的第三位皇后。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但不和谐的声音还是存在的，不仅有臣工反对废后，反对降低其丧仪规格，还有小吏、生员上书。自是年始，皇太后虽避暑热河，不复出塞。（2）据说，由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之久。（3）
文字狱中涉及皇后的案件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七月，山西高平县役满书吏严譄于乾隆三十一年风闻废后之事，及三十三年来京听说皇后已故并未颁诏，有一御史为此将礼部参奏，即被发遣，心慕此御史方正鳍直；及妻子相继死亡，心想人生在世，应做些有名声的事，写成“请补行颁诏议在立正宫折”，并称贪官作福，谋利害民等语。赴京投递大学士舒赫德，乞为代奏。皇上见严譄折内称“纳皇后贤美节烈，多蒙宠爱，见皇上年过五旬，国事纷繁，若仍如前宠幸，恐非善养圣体，是以故加挺触轻生”等语，系“污蔑朕躬”，将严譄照大逆律，从宽改为斩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九月，巡幸盛京，锦县生员金从善于御道旁跪递呈词，条陈“立储”、“复立后”、“纳谏”、“请施德”四事：“大清不宜立太子，岂以不正之运自待耶”？又于请“复立后”，欲帝下“罪己诏”。被认“为从来所未有”之“狂诞悖逆”，著从宽斩决。
17．割辫案
乾隆三十一年，国家陷入了对缅甸的战争，这是继西师之后的又一场重要战事。一开始，清廷还有所克制，有所警觉，但不久就越陷越深。就在军书傍午之际，接连发生了几个案件，冲淡了作战失利的阴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割辫案”了（又称“叫魂案”）。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十二日，皇上不知从哪儿得到一个消息，由军机大臣等发出廷寄：闻浙江一带传言起建桥座，因而偷割发髲衣襟等物，搘垫桥桩，以为厌胜之用者。字寄浙江、山东各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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