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官员的“反行为”（或曰“对应行为”），可能具有如下几个要点，其一，首先要称颂皇上圣明、臣下愚昧，如“臣跪诵之下，仰蒙圣恩，训诲周详，至为严切，不胜皇悚”，（37）或“臣拘泥糊涂，以致屡廑宸衷，罪无可逭”，（38）高帽子戴足（哪怕是对皇上的突发异想、小题大做）；其二，要表现出十二分的卖力，如同乾隆十三年傅恒奔赴金川，日行军二三百里依然连夜上奏一般；（39）其三，则要把实际情况，特别是所遇困难，充分讲足，但不可稍事渲染，也不可自作结论，而是让皇上自己体悟，或以为他日地步，如乾隆十三年的傅恒；其四，便是需“装点几分”了，如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称，若缅人有几分投降光景，奴才等装点几分便可云云。（40）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了。
在孔飞力看来，类似的行为都可以称为“官僚的抵制”，它是谨慎而广泛的，有着几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如忙而不动、转移视线、统一步调、常规化，以及揣摩、迎合，等等。（41）
这就是一种“官场文化”。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叫它“上下相朦”，或把它称为一场君臣斗智，也未始没有几分道理。说起来，在这样一个王朝，说“专制”，可能还“专制”不起来呢。往往在上下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有弹性的“网”，“遁而无形”，使其政令不能贯彻始终。在这方面，一个地方大员如果不能掌握几手，恐怕连自保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其他了。另一方面，面对官员的这些“表面文章”，是不能盲目照字面理解的，至少，皇上就不相信那套。与历朝对吏胥的警戒不同，清代对有品秩的官员如此之不信任，恐怕也是空前的了。
回到本题上来，不难看到，这运动的目标有几分早已迷失。七月间，皇上曾经问道：
此案根由，甚为叵测……究其买辫何用，又不肯供吐实情；看来造桥之说，既属荒唐不经，而被割辫尖之人，多有将辫根全行剃去……
其中必另有包藏祸心之人……安知其心不以为留辫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暗为将来引惑之计？其奸谋诡谲，所关不小。（42）
把它与剃髮一事联系起来。但皇上自己大概也有几分怀疑，这样“逆亿”是否不着边际了？（43）
同时，在办案中又发现，与民间信仰有关的一些“编造歌词”、“门墙书字”、“符咒”、“抄贴”，及种种“妖术”等神秘现象，本属不稽之说，不得不排除于侦讯之外，“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断不宜诧以为奇”。“叫魂”，难道不就属于这样一些“迹属微暧”，“不必过于诘问”之列么？（44）
如此说来，闹翻了天的割辫一案，竟是小事一桩！若有若无，似真似假，无法捉摸，无从下手，结果成为一个无法追查下去的案件，不得不适时中止，而不管它给皇上个人留下了多少遗憾。
曾几何时，皇上却是那样的自信，是什么给了他这样一种自信呢？
那还是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于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遍布各地的教派遂被一网打尽。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那么可依恃的（如“孙嘉淦伪稿案”实际上也没有侦破）。
无论是“叫魂”，还是“文字狱”一类的“政治罪”（政治案），或许都可以称为“非常规”的政治行为，在乾隆朝以后也都不再使用。例如，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就再度出现过叫魂恐慌，但当局并未大做文章，事情很快也就无疾而终。（45）
但他目前还需要这些。
为什么又要采取和那样偏爱这些“非常规”的措施呢？这可能正如皇上所说：
朕惟保天下者，求久安长治之视，必为根本切要之计。昔人谓持盈守成，艰于创业。……数十年来，惟恃皇祖皇考暨于朕躬，以一人竭力主持，谨操威柄，是以大纲得以不隳耳。倘或遇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体万事而周八荒，则国是必致凌替矣。此实朕之隐忧，而未尝轻以语群工，亦终不能默而不以语群工也。（46）
皇上为何要出以危言，说什么“朕之隐忧”？他说“持盈守成，艰于创业”，又说“久安长治”，显然是有一个长远的考虑，“持盈保泰”在这里，也未必是一个保守消极的想法。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连续三代“令主”，这在历史上已前无古人，以后“倘遇庸常之主”，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看来，皇上的许多作为，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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