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第162页、第170页）。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一极小的范围之外，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18～420页）。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第83页、第113页）？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想象，就可以下结论的？
中国传统“一人做主”的政治理念
近来关于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引起了国际间学术界的不小争论（特别是清史学界）。显然，清朝政治中有不少东西是从“外”（北边）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内”来，强调的是对中国历来“道统”的承续。比如清朝皇帝提出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几个字（参见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的研究）。
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一人做主”的（这不应随意称为“专制”）。比如，有时候我就希望有个人能够为我们“做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敬天”（参见我的博文“敬天与否也是问题之一”），对“天”负责（否则就可能“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胡为底止”）。
也应该“法祖”，对自家、对自己个人负责。清人赵翼尝曰：汉代谷永奏成帝曰：陛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廿二史札记》）！——此话估不论矣，如果没有了“自我”“自家”，也就可能成了“地痞无赖”，没有了“品”，遑论其余。
同时，就是要“勤政爱民”，对“老百姓”负责（这在今天，是“民主政治”中最受重视的一条）。昔日董仲舒曾说：《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我也曾说过，对一个政府来说，“肯负责”、“能负责”（谷永所谓“岂不负哉”），是最重要的。当然，他还应该“修心”（儒家所谓“修齐”），掌握治国的本领（所谓“治平”）。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第一层的意思，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他的，如何听取别人意见等，乃是第二层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
过去，国人多拿外国观点来看中国，钱穆先生说：我们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国史新论》，第71页），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明一套自己的理论来呢！
再建道统
我在2010年11～12月两个月时间里，连发近40篇短文，不夹杂一点其他文字，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这到底有何意义？
自然，这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辩诬；同时表示，一味西化、崇洋媚外，只能变成“无根”，结果只会越来越糟，越变越坏。远方的友人以为，它还有别的意义，这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再建“道统”。
我想，可能是含有这一层意思吧！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士人，即“尊道统，以做政统之领导”。此即所谓“士统”，是士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国史新论》，第172页）。此等大事，不靠自己，难道能靠外国人不成？这里所谓“再建”，是上接文化传统，亦即“回归传统”之意，而非“重建”，重来一个。
吾窃以为，将来有一天，不管政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民主选举”，还是其他什么，其内核却离不了我在“天花板系列”中所说的这些道理，例如“一人做主”，“能够负责”，“可上对天下对百姓”，等等，等等。
如此，我们也可能终将超越“天花板说”。
这，也许才是这一个讨论的大意义所在吧。
我的反动政治立场
我在网易网上的采访（http://book.163.com/special/gaowangling-fangtan/），发出后遭到万人围攻，朋友怕我承受不了。其实，我遭遇过比这更大规模的，至于无礼的程度，也就五十与百步之间吧。不过，不管别人如何待我，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得说一说（事先声明：并不敢奢望说服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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