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乾隆十九年二月，还有大僚动用正项，采买备建行宫木植，已运到工之事，致为皇上批评。
南巡，本是为展示满族统治者的“新形象”，但没想到会受到那么多的批评，对今上来说，这恐怕就是最令人不快的一件事了。
自乾隆十三年东巡，地方大吏务求办差华美，以为取悦固宠之计，山东、河南绅民先后受到扰累。迨十四年备办首次南巡，总督黄廷桂督责苛急，三江两浙绅衿士庶，乃至地方官吏更激忿难平。
至迟在乾隆十七年四月，山东发觉所谓《孙嘉淦奏稿》（一说正月即已在湖北发现）。众人纷纷传抄，并在各地流播开来。伪稿累万言，以所谓“五不解十大过”，指责皇上即位以来之种种过误，尤为指斥南巡，（38）难怪皇上如此震怒！八月初五，云贵总督硕色首发其事。由是开始厉行查办伪稿作者，至十八年三月仓促收场，一个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追查“伪奏稿”的大案，便在十四个省份展开。
在审讯中发现，伪奏稿主要来自南方的一些省份，热衷于传播伪奏稿的主要是中下级官员，因为南巡的各项差务主要由他们去办，也许正是他们最希望停止南巡。伪稿的流传亦相当广泛，就连甘肃以及云贵土司境内等边远地区，都能找到抄本，有的甚至还有批语，难怪皇上竟发出“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的惊叹。
因伪奏稿流传广，来源不一，涉案人多，追查将近一年，依旧是“了无头绪”。例如江南追查伪奏稿的源头查到江宁、扬州、宿迁、清河，又追到湖北、贵州。在湖南发现伪奏稿后，陆续逮捕了十几个人，在审讯中全都说是从别人那里传抄而来，当根据口供所提供的姓名去追捕时，不是已经亡故，就是查无此人。辗转追查，不得结果。
皇上对此十分恼火，斥责各省督抚查办不力，“一切委之属员，辗转关查，拖延时日。而其中情伪百出，有挟仇扳诬者，有受嘱开脱者，有畏刑妄承者，甚至教供串供，附会迁就，株连扰累，不胜其烦，而正线转迷，首犯尚悠然事外”；关键在于“上下相蒙”，“以模棱为大度”。追查的目标，似乎又不在其作者和传抄者，而指向了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自从查办伪奏稿以来，仅三个月的时间在四川一省就抓获两百八十余人，湖南巡抚一次捉拿十二三人，江西一次抓获十人。而到了乾隆十七年六月，除已查办者，尚未查清的与传播伪奏稿有关的案件就有四十四起之多。由于株连太广，御史书成呈请释放被关押疑犯，皇上一面将其革职，一面却解释说：
此案自硕色一面奏闻。一面咨拿根究。既已延乃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39）
彼时朕意谓流言诪张。原可置之不问。但该督抚既经拏犯审讯。断无降旨反令不必查办之理。（40）
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41）
表示此案“殊于大清国体统颜面有关”，“关系风俗民心者甚大”，不得“畏难中止”。至此，似已成为骑虎之势。
直至乾隆十八年，以破获卢鲁生等所谓伪稿作者，勉强结案。据说，乾隆十五年七月，漕运总督所属江西抚州卫降调千总卢鲁生与南昌卫守备刘时达虑及办差赔累，欲制造舆论停止南巡。因工部尚书孙嘉淦以直谏名天下，为耸动人心，卢、刘二人遂密谋假托孙嘉淦之名，捏造《孙嘉淦奏稿》。
另据交代，伪稿乃乾隆十五年三月内在广东得来，给予卢鲁生同案犯刘时达之子刘守朴。从伪奏稿对乾隆时期大臣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等的指斥来看，所言多乾隆十年以前之事。卢鲁生、刘时达可能会增加一些同南巡有关的内容，并不是伪奏稿的最初作者。但皇上决定把二人作为替罪羊，并不愿再追查下去了。
是为乾隆朝中期第一个大文字狱。
如果说南巡是为了向时为经济与文化重心的江南汉人“示威”，和宣扬满人自己新的统治文化，那么，在这一时期“恰好”出现“文字狱”，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了。
4．其他文字狱
但事态的发展，却已超出了他的想象。好像经济上的“需求”制造“供给”，在政治上越有需要，就会出现越多的“证据”。就在伪稿案的同时，出现了一大批的政治案件。
乾隆朝文字狱·一（乾隆十六年至十九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
孙嘉淦伪稿案。
八月，山西巡抚奏称：流寓介休之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命悉心根究，是否系伪稿案内党羽。随即查明王肇基与彼案无涉，据王自供，系“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要求皇上用我”。以王肇基“竟是疯人”，命将其立毙杖下，俾愚民共知炯戒。
同月，在查抄伪稿的过程中，湖北发现金汝政钞藏妖妄逆书。
九月，泾州生员朱绍恺等，赴都察院首告平凉县人甘普妖言聚众，假号仙会，谋为大逆等情。
乾隆十七年（1752年）
正月，发现湖北民人杨烟昭疯癫丧心，“字迹卦图悖诞荒唐，语极不经”，命照山西疯人王肇基之例，立予杖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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