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申公却恰恰相反，他是隐士，也是人间有事人。他原本在楚王刘戊手下打工，但刘戊天生淫暴，申公尽职尽责地屡屡相劝，最终仍是无效，于是申公选择了飘然离去，后成了“赤脚教授”，四海为家，到处传道授业，门下弟子数不胜数。
申公的大名，弱冠之年的汉武帝也早已如雷贯耳，他自然极为想见这个儒学泰斗。
为了表示对这位儒学泰斗的重视，汉武帝使用了最高礼节——驷马安车去接他。我们通常所见的马车都是用一匹马，但汉武帝这次却使用了四匹马。且不说这样阔气不少，单是四匹马拉一个车的速度就快了很多，所以才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同时，为了防止马车颠簸，让古稀之年的申公吃不消，汉武帝特命人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他怕申公不肯出门，还特令使者带着玉璧和布帛等价值不菲的礼物。如此厚重的糖衣炮弹砸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可谓下足了老本。
汉武帝用最高的礼仪把申公迎进宫后，殷殷切切地望着他道：“请先生不吝赐教治国安邦之道。”
“务实，务求。”申公沉默片刻，才惜字如金地吐出这么四个字。
“如何做到务实、务求呢？还请先生指点迷津啊。”汉武帝高薪聘请申公来，自然不想只换来这几个字。
“治国安邦和为人做事一样，只要做好这个四个字，就行了。”申公说。
“还有呢？”汉武帝打破砂锅问到底。
“没了。”申公淡淡地答道。
四目相对，无语亦无声。良久，汉武帝心里长叹一声：“我请来的不是教授，是石佛啊。”但走到这一步，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给这座“石佛”一个供奉的“神台”——太中大夫。
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儒家弟子后，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没有再迟疑，没有再观望，他马上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出台了新政策，史称“建元新政”。
“建元新政”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列侯不留京。
列侯每年都有一次进京朝觐的机会，但是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旦到了期限，就必须无条件离开京城，回到封地，镇守一方，造福一方。
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封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把县作为“嫁衣”封给某人，并且以县名来对应称侯。有了封地，有了爵位，按理说受封的人肯定会独守一方，享太平之乐，拥富贵之荣。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封侯之人都不愿留在封地，而是想方设法留在京城。一是京城比封地繁华得多，二是大多数诸侯要么是皇亲国戚的出身，要么是娶了公主为妻的。这些人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奢靡豪华的生活，哪里肯到穷乡僻壤去体验生活呢？三是为了仕途的需要，京城是权力的中心，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权小。汉朝有这样的“潜规则”，丞相人选必须从列侯中选择。为了得到皇帝的器重，为了能攀上丞相这权力至上的宝座，谁都想长期留在京城，伺机而动。
列侯不准滞留京城，这项新政可以说是汉武帝为加强列侯作风实行的新举措。
第二，关中不设防。
早在秦朝时期，为了确保首都咸阳的绝对安全，出台了这样一条硬性措施：凡是出入函谷关的人，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刘邦建国后，沿袭了秦朝的做法，依然实施执证入关。这样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京城的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给交流带来了极大不便。不说普通百姓只能望关兴叹，经济交流也因此受阻，极大地影响了政通人和。
汉武帝下令废除通过函谷关的关禁，一来可以更好地显示太平盛世，二来可以真正让百姓享受平等出行的机会。这条新政可以说代表了汉武帝“开放”的治国理念。
第三，宗亲无特权。
汉武帝时，宗亲仗着势力大、后台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经常做出一些违法，甚至是草菅人命的事，一来给皇室宗亲抹了黑，二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汉武帝下令坚决打击宗亲违法乱纪行为，宗亲犯法，与庶民同罪，严惩不贷。
总而言之，这三条新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惠民。
窦太后的“三板斧”
汉武帝的新政虽然符合国计民生，但为他喝彩的人却很少，原因是树敌太多。
树了哪些敌人呢？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皇亲国戚。他们本来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新政让他们在仕途上断了走捷径的最后奢望，在行为上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一转眼间，他们拥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了，他们自然会反对和抵抗。
如何抵抗呢？他们当然不能直接和汉武帝动手，而是曲线救国，找窦太后告状。
一个人这么说，窦太后不置可否。两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得过且过。三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就不可不信了。
当然，窦太后毕竟是太后，尽管她怒了，却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采取了以静制动的方针，想看看汉武帝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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