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改变邓奉命运的正是他的性格。
邓奉是什么样的性格呢？八个字：耿直正义，疾恶如仇。他认为耿直正义是做人之根，疾恶如仇是立人之本。他能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平步青云，正是他这种超脱凡俗的性格使然。
然而，人生有起便有落，有盛便有衰，他在随邓禹的西征途中，被赤眉军打得焦头烂额，最后被刘秀派去的冯异取而代之。应征回师后，他的心情自然也是一落千丈，跌入了谷底。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这时，一件事的发生又激起了邓奉的疾恶如仇之心。
这件事跟他回了一趟家乡有关。
功成名就，回归故里，那是光宗耀祖；功不成名不就，回归故里，那是消遣时光，韬光养晦的举措。
西征的失利自然让邓奉有一种“功不成名不就”之感。他选择回乡，自然是想放松一下心情，调整一下心态。然而，他不会料到，这一趟回乡之旅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当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老家时，发现这样的场景：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但村已不是那个村，人已不是那个人了。
村庄断壁残垣，沉寂萧条；民房东倒西歪，满目疮痍；乡亲们尸骨遍地，血流成河。一些幸存者颤颤巍巍，战战兢兢。他们泪眼婆娑，伤心欲绝的表情似乎在诉说那一场刚刚过去的噩梦。
震撼，前所未有的震撼；惊心，空前绝后的惊心。
邓奉经过一番查问，得知村子不是经过了天灾才变成这样，而是经历了人祸。
这个人祸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吴汉的部队。
吴汉是刘秀最倚重的大将之一，因为屡立战功，被封为大司马。这个官职在武将里是当仁不让的头一号。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吴汉敬业。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史书有这样的记载：“吴汉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
第二个方面，吴汉勇猛。他在战场上就像一匹脱了疆的野马，生龙活虎，虎虎生威。
然而，任何人都有缺点。吴汉在战场上的本领有目共睹，他的缺点也同样有目共睹：放纵部下劫掠。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吴汉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在那个缺衣少粮，生活及物质条件极为萧条落后的年代，他只能通过放纵部下劫掠这种方式给他们无穷的动力，为自己在战场上拼死效命。
劫掠这两个字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却很深远。至少在吴汉的部队成了“黑五毒”：一是为了夺物而掠夺百姓；二是为了夺宝而掘冢陈尸；三是为了夺财而断人肢体；四是为了夺人而奸淫妇女；五是为了夺恨而裸人形骸。
这样的恶行自然是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对此，刘秀也不是不知道，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切都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因此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偶尔对吴汉进行口头警告而已。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尽管吴汉在仕途上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放纵部众劫掠这个恶习却一直没有改过。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吴汉率大军攻克了南阳诸县后，依然让将士们大肆劫掠。
邓奉的家乡也没能躲过这场风暴。部将们如鬼子进村般抢劫一番后，整座村庄自然是一穷二白三萧条了。
吴汉大浑球，吴汉王八蛋，吴汉欺人太甚，吴汉猪狗不如，吴汉不得好死。
邓奉先是动口，在心里把吴汉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个遍后，然后马上动手了。他大手一挥，率领自己的部队去找吴汉讨说法。
按理说吴汉是给邓奉几分薄面的，然而，邓奉的过激举动却激怒了吴汉。评理还要带这么多人来吗？他一怒之下，自然也没能给邓奉好脸色看了。邓奉不是吃素的，既然谈不拢，那就手下见真章吧。于是，两人当场就干起来了。
邓奉带的人马毕竟有限，自然不是吴汉的对手，落荒而逃。他越想越气，越气越恨，恨到心里痒痒的时候，便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宛城守将董欣。听说朋友有难，董欣马上来了个两肋插刀。而南阳的父老乡亲听说邓奉的义举后，也纷纷打着保卫家园的旗帜支持邓奉。
有了董欣的支持，有了乡亲的支持，邓奉信心大增，掉转马头，又来挑战吴汉。这一回轮到吴汉挨打了。
吴汉败了，丢了宛城，他马上向刘秀进行了汇报，四个字：邓奉谋反。
刘秀一听，气得直唏嘘、直捶背，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眼里至忠至诚、在别人眼里至仁至义的邓奉居然会在关键时刻胳膊肘往外拐。为此，他调令南阳的守将万修和坚镡去征伐邓奉。结果万修出师未捷身先死，还在行军途中便病死了。
不过坚镡没有退缩，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直接面对彪悍的强敌，先是出其不意拿下了宛城。然后，坚镡便后悔了，他被邓奉和董欣困在城中围着打。好在坚镡是个有能力、有勇气、有骨气、有士气、有韧劲的人，虽然孤军防守，虽然缺衣少粮，但他凭着坚忍不拔和不懈拼搏的精神，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带领手下士兵们进行了顽强的反击，就连自己身被重创也不下火线，成功坚守了月余。这为刘秀调兵遣将来支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面对坚镡告急的文书，刘秀心急如焚。他马上派出了一位重要级人物去平叛。这个人便是岑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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