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剿捻所用的策略，看起来并不新鲜，在他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过。但这些策略，在李鸿章用起来，总感觉与别人有所不同。李鸿章也以静制动，但李鸿章的静更有针对性；李鸿章也对捻军紧追不放，但李鸿章追敌却让敌人无藏身之所。总体来看，李鸿章的成功，在于其各种战术的综合运用，以及在运用时对时机的把握，所以，同样的战术，到了李鸿章手里，就立马出现不同的效果。就是因为李鸿章借鉴但不拘泥，善于抓住有利时机，才能毕全功于一役。
李鸿章在剿捻当中应用一系列策略说明其活学活用的本事，其在战场上的灵活同样被其用于政坛，让其在政坛上同样所向披靡。
3.拖，官场中保身的好办法
拖，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拖，也是存身自保的一个好办法。
如果明知是陷阱却不得不走下去的时候，拖是最聪明的解决方法，文雅地说就叫阳奉阴违。这样的手段，李鸿章是高手。
李鸿章第一次用拖字法，是帮曾国藩解围。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
鲍超号称湘军第一悍将，其在湘军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若派了鲍超去，这就等于将湘军的主力人马抽走，在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洪秀全就可能趁机反扑，那么此前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而且，装备低劣的湘军，也绝无可能是使用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的对手。让鲍超前去，等于是送羊入虎口。可如果不让鲍超提师北上，那就等于对皇帝不忠，曾国藩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
曾国藩最担心的是一旦鲍超北上，则势必会被留在咸丰皇帝身边护驾。这对曾国藩及湘军来说，是最坏的结果。对湘军来说，与太平军的决战才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对待调兵之事，要慎之又慎。
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派鲍超北上，无异于自毁长城，自蹈死地，曾国藩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左右为难。
曾国藩急得夜不能寐，于是令幕僚每人提一方案，结果幕僚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
只有李鸿章不同意北上，他给曾国藩献了一个计策，让曾国藩一下子从两难中解脱了出来。
李鸿章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分析：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李鸿章比清廷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十分精准，他同时进一步论述了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
但形势如何大家都明白，关键是怎样做才能既不北上，又不抗旨呢？李鸿章主张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也就是曾国藩立即上一封奏折，就说：鲍超不够资格，请皇上在曾国藩和胡林翼之间，酌派一人入京护卫。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足够，那时候，再根据情况，酌情处理。
这样，不仅可以让鲍超不用北上，还可以把抗旨的罪过消弭。而且主动请旨北上，等于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拳拳忠诚之心：一听到皇上有难，立马主动请缨，要求亲自赶去保护皇上。咸丰皇帝收到这个奏本，心里肯定也很欣慰，即便咸丰识破了曾国藩的伎俩，在情理上，曾国藩做得也无可指摘。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把曾国藩从两难的境地中解脱了出来，还让曾国藩赚了一笔。
曾国藩认为李说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曾国藩和胡林翼一面按兵不动，拖延时间，一面派人送信给朝廷，堂皇地建议：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进京。这种请示的结果也很明显，因为朝廷最忌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进京，当然不同意他们二人进京。
这么一拖，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曾国藩不必北援，专心消灭太平天国的命令。
李鸿章不仅用拖的办法，让自己的老师曾国藩走出了两难境地；而且后来，李鸿章不断地利用这个策略，帮自己解决危机。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处理“天津教案”，不过这次被他拖进去的，恰恰是上次被他救出来的曾国藩。
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由于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国藩上奏身体状况不尽如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当然是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则被派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
对于天津教案，李鸿章知道那是一个大坑，谁进去都会弄一身脏水。既然当时曾国藩已经弄得民怨沸腾了，那就让老师再牺牲一下吧。所以，在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没有去天津，而是去了保定的直隶总督府，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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