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勇士，李鸿章是很反感的，因为在晚清那种形势之下，尤其这种人最容易坏事。“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是李鸿章践行的法则。
所以，李鸿章在“道德家”眼中，是很不齿的，但李鸿章却用种种“非常”的手段，甚至用他的健康、名声，来保住他的权力，以实现推动整个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目的。李鸿章的不倒，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的不倒，是为了实现更高的道德，从实效的角度讲，李鸿章是智慧的，从道德的层面来讲，这又超出了那些口头上的道德家不知道多少倍了。
第六章 深厚的根基是屹立不倒的关键
1.联手曾国藩，打造自己的不倒神话
在战场上，自己往前冲的时候，自己的后背谁来掩护？当然要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师徒关系，两个人当然是彼此最值得信赖的人。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常把最重要的事情交给对方，而最经常的合作方式是：一人负责领兵，一人负责筹饷。
1861年，曾国藩派李鸿章解围上海，就是为了把上海变成湘军的后方粮饷基地。
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也是湘军饷银的一个主要供应站，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李鸿章带兵入沪之后，不负众望，不仅在战争中成为湘军有力的援手，也确实源源不断地把饷银从上海运输给湘军。
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有冲突。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作为“赠嫁之资”。
但翅膀硬了之后的李鸿章，不但不想归还，连曾国藩借用一下，李鸿章都霸住不给了。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跟左宗棠抱怨：“吾弟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
此事刚过不久，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在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最终也无计可施。
二人之间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这些矛盾都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李鸿章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对于李鸿章的油滑，曾国藩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是曾国藩放心的人。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李两人在政坛上更是互为攻守。
1865年5月下旬，清廷命曾国藩到山东“剿捻”，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督，顶曾之缺。但曾国藩在安徽的剿捻颇不顺利，于是急命李鸿章立即率以洋枪洋炮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部赶赴河洛剿防捻军，两江总督的职位由漕运总督吴棠署理。清廷此举，其实有更重要的意图，因为“江督天下大缺”，是清政府财政经费最重要的来源，让曾、李久居此位，清廷毕竟放心不下。而吴棠早年曾有恩于当时还未发达的叶赫那拉氏家族，由他署理江督，既为他谋一肥差，又从曾、李手中夺回两江地方实权。清廷此项决定，可谓一举数得。
对清廷的用心，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决定抵制。曾国藩当即上疏抗争，认为不必命令李鸿章前往河洛剿捻。
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了自己的人事安排意见，提出或以胞兄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以丁日昌为江苏布政使；或以李瀚章署理江督，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并且叮嘱曾国藩“欲办事不得不择人，欲择人不得不任谤”，“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也”。后来，李鸿章又建议两人对调。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无论如何，要保住湘、淮对两江的控制，不让这个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两江”为饷源重地，他们两人极其害怕失去对如此重要之处的实际控制。
经过一番争论，清廷无奈只能维持现状，下谕承认：“该大臣等均能详察缕陈、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实为有见。”由于他们的联合抵制，终使朝廷妥协，曾、李依旧保持对“两江”的控制。
后来，曾国藩的剿捻以失败而告终，朝廷要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知道前线军务繁重，自己不可能兼任江督。但让他人接任，于公于私他都难以接受：于公认为他人不会也无能力全力为他筹饷，于私不愿肥缺旁落。
于是李鸿章接到谕旨后，立即走马上任。
1866年12月3日，他赴前线一个多月后写了《谢署钦差大臣沥陈大略折》。这个两千余言的颇有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其主旨就是强调筹饷的重要性。他指出曾国藩在早些时候的奏折附片中所说的“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兵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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