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朝廷的保守势力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李鸿章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行为的艰难：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他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另一个是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最适合毕生去研究生僻学问，可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朝政，掌握着舆论。
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李鸿章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也在讨论中说：假如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假如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竟然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积极地应对这种改变。
李鸿章的孤独，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权者人为制造的因素。而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李鸿章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始终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满人制衡李鸿章，慈禧还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将领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分化湘、淮军旧将，制造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尽管手握重权，却游走在核心权力之外；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怀疑，是李鸿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说明了他对改革所面临的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独，而一个忍受不了孤独的人，注定不会卓越。在朝廷的顽固派那里，李鸿章是孤独的；即便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也是孤独的，左宗棠曾经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独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打击和非议，毫不退缩，坚强地独立中流而不倒。
6.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
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方法。
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的人，最终达到的目标似是而非，甚至会在中途停滞下来；只有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坚定地向目标前进的人，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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