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真实地记录了一千三百多年前汉藏民族之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著名的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步辇图》所展示的画面，就是描绘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况。画家通过对举止、服饰，尤其是容貌神情的描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藏使者禄东赞的精神气质。《步辇图》的表现手法简练而明朗，把一切不必要的背景和道具都放弃不用，使人物更加鲜明。在这幅画上，想表现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唐太宗，所以作者用心良苦，既表现出帝王威严，又体现了唐太宗的雍容气度和博大胸襟。《步辇图》是一幅工笔重粉画。阎立本以重彩刷染、脸部加晕，其效果单纯而明朗，继承了前代优秀画家顾恺之、张僧繇的笔法，运用了匀细的线条，使其富有弹性。《步辇图》充分表现出了阎立本的艺术风格和政治素养。
13.刘知几著《史通》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专著《史通》问世，它的作者是刘知几。
（1）储备知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人。其父刘藏器是高宗时的重臣，刘知几在三个弟兄中排名最后。他写的文章十分优美，在文史方面涉猎尤深。刚十岁出头的刘知几学《尚书》，学习不专心，父亲经常责打他。一天，刘知几偷听到父亲给哥哥讲《左传》，听了几次，对《左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左传》中有很多绘声绘色的历史故事，像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唇亡齿寒等等，人物活灵活现，事件时间、地点也很清楚，与《尚书》相比好懂多了。他兴奋之余又想到自己的功课，不禁叹息说：“不是儿懒惰不学习，实在是书写得不好啊！”这话传到刘藏器的耳朵里，就同意小儿子也学《左传》。在十二岁的时候，刘知几已学完了《左传》。此后，他又学习《左传》的注疏文字，并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但这些依然填补不了他那膨胀的求知欲。除了了解一些历史事实，他更喜好探究古今沿革状况和历史发展的大势。十七岁时，他已经阅读了包括唐朝皇帝实录在内的汉代以来的各种体裁的史书。其中，大部分是借着看的，有些书还残缺不全。通过苦学，刘知几在熟知了许多历史知识外，还掌握和了解了各种史书的文字特点、叙事体例和思想观点。
刘知几在尽情吮吸前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的同时，也不妄自菲薄，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汉书》既然是一部西汉一朝的历史，就应该去掉未收录西汉人物的《古今人表》；对于《后汉书》，他认为西汉末起义军既然立刘玄为更始皇帝，就应该有他的“本纪”。那时的一些学问家认为，刘知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后来他读到了张衡、范晔的文集，发现他们对《汉书》、《后汉书》的批评，竟与自己的批评一样，这对年少的刘知几是莫大的鼓励。从此，刘知几便更加注意创造性地思考，并在读书过程中注意随时写心得体会。知识的日渐丰富，为他以后《史通》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编纂《史通》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刘知几考中进士，被任命为获嘉县主簿，当时他只有二十岁。但刘知几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他的志向就是在史学方面能做出巨大贡献。在获嘉期间，一有空闲他就会钻进书房大量阅读史籍及各种杂记小书，常常废寝忘食，使其史学思想更为成熟。对史学的钟情使刘知几也无暇顾及在官场逢迎，结果，他在获嘉一待就是十九年。
杨炯像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刘知几被调到东京参与编撰《三教珠英》。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刘知几被任命为著作佐郎兼修国史。没多长时间又升迁为左史，撰写起居注，成为正式史官。不久，皇上又下令刘知几和徐坚、吴兢等人一同参与修订《唐史》。此后直至他逝世的十几年中，虽然职务有过很多变化，可大多是任史职或兼任史职，先后参与编修了《则天实录》、《中宗实录》、《高宗后修实录》，并自撰了《睿宗实录》。
对于刘知几说来，任职史官并编修史书，本来是很能施展他的才华，并把他所学到的东西加以发挥的，但刘知几却在任职的实践中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得到支持和实行，自己的美好志向无法实现。那些监修大臣和一些史官往往根据个人好恶，随意着笔，使得实录虚枉居多。刘知几极不情愿和这样的修史者们一道工作。
刘知几心目中的史家必须是能力、知识、品德三者都具备的人。
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礼部尚书郑维忠问刘知几自古以来文学人才多而史学人才少的原因。刘知几回答说：“要成为一个史学人才必须具备三方面的优点，而同时具备这三种优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因此，自古以来史学人才比文学人才要少。”刘知几认为作为历史家就一定要具有选择、鉴别史料，编纂史书的能力，这就是“才”；历史家还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识渊博，这就是“学”；历史家最应具备的是正确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以及敢于秉笔直书的品德，这就是“识”。刘知几认为，像这样优秀的史学人才，就好像早晨天空中的星星一样稀少，徐坚、吴兢等五六位是具备这三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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