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刘知几上书监修大臣中书侍郎萧至忠，陈说修史的五个缺陷，请求辞去史职。萧至忠曾经好几次斥责刘知几修史无功，可是面对刘知几的批评却又无言以对。他也明白刘知几确有史才，所以不允许他辞职。另一个监修大臣兵部侍郎宗楚客一方面嫉妒刘知几的才华和正直敢言，另一方面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在修史官们面前挑拨：“刘知几写这样的辞职信，明显是要我们没有事情做嘛。”
刘知几认识到若还在史馆里耗费光阴，自己的才华会被埋没，抱负更是无法实现，自己在史学方面的创见恐怕也要付诸东流了，就退而私撰《史通》。他曾在修订史书的空闲时间里认真地研究和阅读别的史书，并且随时把心得用笔记下来，最终写成了一篇篇透着他伟大史学思想的札记。现在，他一边进一步深入研讨，一边对以往记述加以整理、按类区分，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凝聚了刘知几多年心血和史学智慧的史评专著终于编辑成书。刘知几将自己的这部成于史馆的著作定名为《史通》。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的长子刘贶，因罪被判放逐边城。刘知几为了儿子向皇上上书，想讨个说法，却因此把玄宗给惹怒了，玄宗把刘知几贬到安州都督府当别驾，没过多久，他因病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刘知几的次子刘将《史通》抄录一部，呈奏唐玄宗。玄宗读后称赞是一部好书，追封刘知几为工部尚书。
（3）《史通》概说
《史通》共二十卷，分为内篇、外篇两大部分。书前有刘知几自作的序，介绍他著述《史通》的简要经过及定名为《史通》的原因。内篇共十卷三十六篇，系统全面地评论总结了历代史籍的体裁、体例、编撰方法等方面。外篇共十卷十三篇，主要内容包括刘知几在读史书时所做的笔记和刘知几本人对历代史官建置以及编写史书系统性的认识和评论。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卢照邻像
第一类，总体论述史学渊源、评论史籍分类、史官建置等史学发展情况。有《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等篇。
第二类，评论了史书编纂的具体问题。如史书体例（主要是纪传体体例）、史书应写内容、写作技巧、叙述方法等。有《载言》、《本纪》、《列传》、《书志》、《表历》、《浮词》、《叙事》等，大约二十篇。
第三类，主要涉及编写史书时，对材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进行评价。有《采撰》、《载文》、《补注》等篇。
第四类，提出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条件。有《核才》、《辨职》、《鉴识》、《直书》等近十篇。
第五类，对于一些历史著作进行评论。有《疑古》、《申左》、《惑经》、《五行志错误》等篇。
第六类，讲叙个人的生平、学史的经过、史学志向、在史馆修史的情况及著述《史通》的目的。有《自叙》、《忤时》两篇。
《史通》面世后，当时的人和后来的人对它评价不一。刘知几的好友，著名史官徐坚对《史通》甚为推崇，认为所有的史官一定得以这本书为标准。唐朝末年柳璨著《史通析微》，批评《史通》妄自诬陷圣贤先哲，评议和驳斥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宋朝孙何著《驳史通》，也对《史通》进行了批评。明朝以前，人们对《史通》的评价批评多于赞扬，因而《史通》流传得不是很广。明朝中叶以后，《史通》的史学价值才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他们对《史通》重加补正、训释，如明朝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故》、清朝浦起龙的《史通通释》等，使《史通》得以广泛流传。
《史通》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首次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总结，肯定了史学的优良传统，如尊重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实，详细地叙述近时代的历史、对比较久远的历史则可简略地记载，文学和史学相结合，既要有历史的严肃性，也要有文学的生动性、优美性等；批判了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先贤圣人的错误观点；深入考察了古代历史编纂学。另一方面，对以后的撰史方向提出了明确的主张，提出了有名的“史才三长论”和“书法直笔论”。
《史通》在对过去史学的评论中，有着求实性、辩证性、战斗性三大特点，这也是刘知几史学理论的特点。
《史通》无情而又无畏地对违背求实性这一原则的史家、史著进行了批判，可谓“舌长而笔辣”。
在辩证性方面，《史通》的评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多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形成了很有辩证色彩的风格，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史通》中，也体现了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表现为既反对天命论又不否定天命，虽然肯定普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又极力夸大帝王将相个人的“智能”、“神武”的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表现为既主张根据历史事实如实记录，又认为有涉及君王亲属的，就应该有所隐瞒避讳以符合封建的礼仪教化；在方法论上，既有朴素的辩证因素，又不时流露出形而上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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