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谈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强调文化发展是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他在《通典·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许多都把食货志也编辑在内，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充分体现了杜佑的睿见卓识。
杜佑从“教化的根本，应从满足人们的吃饭穿衣做起”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说，农业是立国的根本；粮食掌握着人们的生死。他认为只有使天下的田地全开垦了，仓库全满了，然后才谈得上推行礼法、王道、教化，实现了这些而要想达到建立一个人人懂礼仪，个个都长寿的国家的目的就并不难了。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体现出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不同于颂古非今论者，他觉得上古民风淳朴固然好，但却伴随着许多敝风陋俗，后世要比上古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祭祀时必定要杀人牲，要以活人作陪葬；有茹毛饮血的，有住在巢穴里的，有荒野抛尸的，有手抓吃饭的，有同姓婚娶的。这些陋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变成了在宫室里居住；抛尸荒野，变成了用棺椁装敛；同姓婚娶，变成了异姓婚娶；手抓吃饭，祭祀时必杀人作祭品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杜佑觉得并非世风日下，实乃昔不如今。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主张效法古代的多认可分封制，肯定现世的多赞成郡县制，双方争来吵去，得不出什么定论，因而提出制度的设定，都是前后相因袭的论点。他说分封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得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只是以后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才使得秦朝得以统一，于是秦朝才开始废分封设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他说：“想要在后世遵行古道是办不到的。”他还认为汉、隋、唐三朝天下统一，人口滋生，是传说中的三代不可比拟的。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强臣弱，干粗枝细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分封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的关系，但他认为绝不能用古法来改变现代。这种见解，不但胜过陆机等主张分封制的政论家，也体现出了比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如李百药、马周等更高明之处。杜佑说“李马二人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与政务得失和政理好坏无关”，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是不正确的。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也正体现了他的历史进化观。他在《通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
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万事都应“吸取过去的精华，结合现实的情况，一旦不通于时令就要想着变革。”他反对拘泥守旧，故步自封，他甚至把是古非今的人贬斥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传统思想的禁锢。
杜佑这种对待历史的唯物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屡有体现是很必然的。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尤其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发展更为显著、精密；另外，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唐初的史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水准的史学论著层出不穷。特别是刘知几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杜佑的著作和他的达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又觉得这本书过于繁杂，不利于阅读，就又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本否定古代，肯定当代的书。他还说杜佑可真算得上是一个有心的政务兼史学家。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本书后来失传了。
（4）荣耀终生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朝廷把杜佑由淮南调回朝中，并任命他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又进封杜佑为摄冢宰、特检校司徒充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当时副使王叔文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王叔文决心革新去旧，但遭到失败。于是杜佑又奏请朝廷任命李巽做副使，很有政绩。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当时恰好河西的党项族暗中勾结吐蕃侵略唐朝，镇边将领又贪功势利，要求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列举以前由于在边境穷兵黩武而使边境连年征战，为害百姓的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由于边将贪恋别人财物造成的。要么夺人家良马，要么抢人家子女，贪得无厌，滥使民力，才逼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应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敌人来攻，就积极防御；敌人撤去，就谋慎守备。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觉年老体衰，请求退休，但宪宗没有答应，并令他三五日一入朝，为平章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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