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见到上表，大怒，拿出来给宰相们传阅，欲处韩愈死刑。裴度与崔群为韩愈进言说：“韩愈虽然狂妄，但他所言是发自内心的忠诚，陛下应对他宽容，以开通言路。”宪宗怒气不消道：“如果韩愈只批评朕事佛太过，朕还能容忍。现如今他竟拿那些短命亡国之君与朕相提并论，实在无理之极。如果这都能容忍，那也太不成体统了。”这时朝臣见宪宗怒气不解，不敢再言，幸好一些国戚权贵出面替韩愈讲情，宪宗怒火渐息，才只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了事。
不久，宪宗怒气渐渐平息。此时，又接到韩愈的上表，表中自叙至潮州之后的孤苦无依之状，更言自己空有报国之心苦无机会实现，其文言真意切，感人至深。宪宗被文中的情感之言打动了，就又想把韩愈召回来，因此他对宰相们说：“昨日朕接到韩愈的《潮州表》，因此想到他的《论佛骨表》。现在看来，他当时也并不是有意辱骂朕，朕就不生他气了。只是韩愈身为人臣，讲君王事佛就短寿这样不利之言，才让朕如此生气。”宪宗讲完，便观察群相们的反应，希望由宰相们提出复用韩愈的建议。但当时宰相之一皇甫却不愿韩愈复职来妨害他的独断，便抢先奏对道：“虽说韩愈奏表出于忠心，但其出言不逊，终究过于狂妄。陛下如果想原谅他，也可以让他换一个地方。”于是宪宗把韩愈调职到袁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袁州任刺史期间，深入民间了解疾苦，为民解忧。在潮州时，为民除郡西湫水鳄鱼之害；在袁州时改革旧的习俗，解救那些被卖身为奴婢的百姓，而且宣布废除这种旧习俗，严禁逼迫百姓当奴婢。因此，韩愈虽任地方官时间不长，却颇有政绩。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韩愈被召回京城，升任国子监祭酒，不久改任兵部侍郎。当时恰逢镇州发生兵变，朝廷决定派韩愈前去抚慰。韩愈至镇州，对叛乱军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因此，之后又任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
十二月初一，盐州上奏：乌池、白池遭一千多吐蕃兵围攻。
十二日，西川上奏：有两万南诏军开进大唐，请求援唐伐吐蕃。
三天以后，容管上奏：这次战役已经打败了黄少卿一万多人的部队，攻占了三十六个营栅。当时，由于唐朝军队很久没能平定黄少卿，韩愈上奏说：“我去年在岭南为官时，深入了解到了黄家贼的情况。贼人没有城池可居住，都是依山傍险，自称洞主。平时各自保护自己，要是有紧急情况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防守。以往由于邕管经略使多不称职，他们不仅没有施以德政，而且又没有使人畏服的威望，因而致使蛮人产生仇恨，起来攻掠州县，为害百姓。有时是为了报私仇，有时是贪求财物或临时聚集，然后，又各自撤兵，这样的话还不能够造成较大的危害。近来征讨，始于裴行立、阳二人。此二人原本就是鼠目寸光之辈，征讨的目的是为了邀功求赏。他们只看到对方还没有联合起来，一起防守，就认为敌人的势力比较弱小，于是就争着向朝廷出谋划策，自己请求带兵讨伐。自从用兵以来，已历两年，他们奏报杀死和俘虏的人数，总数最起码也有两万了，也就是说把敌人给灭绝了。但事实上敌人仍在猖狂地活动，可见他们是在向朝廷谎报军情。邕管、容管两地，经过这次战争后，老百姓们又遭到战争的伤害和疾病的毒害，已经死得差不多了。这样下去，我担心岭南一道不会再有安宁休息之日。自南征以来，黄家贼也已遭受重大伤亡，按理说，敌人也不想打仗。更何况他们居住之地尽是穷山僻岭，就算是把他们全杀了，全部占领这些地区，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还不如趁着现在国家改年号这个大庆的机会，赦免他们的罪行，并且派使者去慰劳他们，他们见到这种形势一定会主动投降，归顺朝廷的。然后，选择一位有威望的大臣为经略使，假如能合理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日后自然决不会再起兵的。”但是穆宗没听韩愈的话。
韩愈的性格比较豁达、开朗，比较真诚，从来不根据别人身份的高低贵贱以及富贵贫穷来决定是否与之交往。韩愈对那些一时得势的豪门权贵更是极为蔑视，由此他颇遭一些权贵的排挤忌恨，引来一些人斥之为狂傲的指责。他多次遭到别人的排挤压迫，尤其是他的那篇建议毁掉佛骨的报告，使他差点因此而丢了性命。佛教的恶性发展终于引起当权者的警觉。武宗时的“会昌毁佛”使佛教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但武宗一死，佛教势力又死灰复燃了。
11.柳宗元倡导古文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官终柳州刺史而又被称为“柳柳州”。他幼承母训，早年为文即有“奇名”； 二十一岁中进士，随即又中博学鸿词科。在朝为官时他参加了以宰相王叔文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积极从事朝政革新。但由于受到贵族大官僚和宦官的反对，革新运动也迅速流产，柳宗元因此也被长期贬谪。先被贬到永州做司马；十年后又调任柳州刺史，他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1）力倡古文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唐代与韩愈并为古文运动倡导者，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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