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宗教事业特别兴盛，以佛、道二教为主，另有摩尼、袄教等同时流行。因为宗教的政治作用，各朝各代的君主往往对各种宗教都接纳，只是有时弘扬佛教抑制道教，有时弘扬道教抑制佛教，二教的势力也随着当权者的喜好而变化。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唐初唐高祖、太宗都因为道教创始人老子叫李耳与皇族同姓，便自称是老子的后人，大力提倡道教并奉道教为国教。高宗时，又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 作为上古祖先，顶礼膜拜。但同时也对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不加禁止，而且还利用它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武周统治时期，将佛教作为篡位夺权的舆论工具，因此崇佛抑道，佛教的势力很快壮大起来。武则天授意僧人法明编了一部《大云经疏》，书中宣称弥勒佛化身为武则天来到凡间，因此武则天应当称帝。于是，武后下令全国各州修建大云寺以收藏《大云经》，并由高僧讲经，用传经的名义来为武则天夺取皇权鼓噪。
玄宗时，重新提倡信仰道教，稍微抑制佛教的势力，下令颁行老子的《道德经》于全国，并作为科举教试的内容之一，另给老子上尊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大皇帝”。
安史之乱以后，肃、德、宪、穆、敬、文宗几代君主都十分信仰佛教，使佛教的发展很迅速。至武宗继位之时，天下遍布数不清的大小寺院，僧尼队伍日渐庞大，许多两税户为逃避政府赋役纷纷出家做僧为尼，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收入。
佛教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经济的迅速发展，僧尼人数的增长，大量地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来源；各地花费大量的钱财来广泛地修建寺庙建筑，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危害。自唐建国以来，就陆续有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一点，主张限制佛教的发展，例如付奕、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淑明、韩愈等。只不过这些人都是从理论上来论证，并没有在实际中抑制佛教，所以没起到实际作用。
武宗时反佛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安史之乱后，佛教势力恶性膨胀，严重破坏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来源。而同时武宗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了两次大仗，即平定刘稹和反击回鹘，虽说最后取胜，但却致使唐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而当时，国内的财富大多聚集在寺院手中，因此打击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对缓解政府财政困难大有帮助。这样，武宗于会昌年间便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毁佛运动。
（2）李德裕辅助灭佛
当初，武宗被立为皇太弟不是出于宰相的建议，因此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武宗决定更换宰相班子。原来的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免，而淮南节度使李德裕被召入京。九月初，李德裕抵京。三天后，李德裕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入朝辅政。李德裕出身世家大族，其父乃是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德裕早年任地方官，治理地方颇有政绩。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他十分关心老百姓寒暖疾苦，并且经常去百姓家慰问。当他得知当地百姓赋税过重时，就坚决地给朝廷上书要求减免百姓赋税。同时他又觉得当地佛教势力泛滥，寺庙太多，严重影响人民生计和国家发展，就坚决下令将滥建的两千五百多所寺庙拆毁，有力地遏制了佛教的恶性发展。这样一来，浙西经济明显好转，也使李德裕声名大振。文宗时，李德裕又改任西川节度使。西川乃中原防范吐蕃的前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李德裕到了西川后，经常深入民众，还屡次到外面去勘察地理环境，他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对加强防务，建立工事，有着极强的参考作用。与此同时，他又整顿军队，将兵中老弱的淘汰掉，并招募精壮的来补充。他还改进武器装备，加强军队训练，不久就使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另外他还在当地拆毁若干寺院，没收其财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民众。在李德裕苦心经营了一年之后，西川的形势明显好转，经济恢复，边防十分巩固，而且还收复了维州这个沦陷了四十二年的入蕃咽喉之地。武宗一向欣赏李德裕的才干，所以刚一即位，就任命李德裕做宰相。会昌元年（公元841年）三月，李德裕又升任为司空。
李德裕一向主张削弱藩镇势力，以维护周边安定，加强中央权力；裁减淘汰多余的官员，节省开支；打击佛教势力。武宗非常认同和支持这些主张，而李德裕也有协助武宗重振朝纲的决心。由于君臣的共同努力，会昌年间呈现出崭新的政治局面。
李德裕执政后，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那就是将毁佛的措施在全国加以施行，史称“会昌毁佛”。
（3）灭佛措施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十月，朝廷下令犯戒和尚一律还俗，并下令收僧尼的田地钱各入官府，本人只要还俗，就可以保全财产。朝廷还限制僧尼蓄养奴婢的人数，僧只可蓄奴一人，尼姑只可蓄婢二人，剩下多出来的都必须送回家，无家的收入官府。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朝廷又宣布废除摩尼教，摩尼教也是一种西方传来的宗教。四月，朝廷又下令杀掉全部摩尼师，京城七十二女摩尼皆死，回纥摩尼教徒被流放至各地，一半以上的教徒死掉了。另外摩尼经书被烧掉，寺庙被毁掉，财产也被官府没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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