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勃然大怒道：“朕将卿等当做心腹重臣，怎么能为臣子辩护而指责朕，为孝孙诡辩！”彦博惧，连称有罪。但王高声道：“您要臣下直言进谏，忠心耿耿，今臣等直言，岂是徇私，可陛下不认真思量，是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太宗听后哑然失色，起身入内。
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日怒斥王、温彦博，至今很是后悔，公等千万不要因此事而不敢直言哪！”
正因为太宗要求臣子直谏并虚心听取，才导致各方面人物直言进谏。而正是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使太宗奢侈腐化的倾向才得以纠正，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并避免了不少错误。它对“贞观之治”的产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后世的典范。
4.知人善任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二月，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魏征为秘书监，参与朝政。这是其知人善任、选贤有方的典型例子。
（1）选人重品德
太宗能知人善任，首先由于他认识到除了施政方针的正确，官员也必须贤能，这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大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对房玄龄说：“致治的根本，在于选拔贤能，量才使用，设官要少而精。”还打比方说，“任官不得贤才，就如同画饼充饥，不能食用。”他对太子李治说：“治国在于进贤退奸，赏善罚恶，不徇私情。”他对大臣褚遂良说：“我要始终坚持做三件事：一要借鉴前朝的成败得失；二要进用善人，共同治理天下；三则不听信谗言，弃斥奸佞之人。”他晚年为教育李治，总结一生治国之道写成《帝范》一书，在《求贤》篇中写道：“国家的辅弼大臣，必须选用忠良，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实现大治。”又说：“人才济济，远远胜过黄金万两。”
选贤任能被作为唐太宗一生的治国之本，并且他要求宰相等大臣也要这样做。太宗即位不久，就叫宰相封德彝举荐贤能之人，但过了较长时间封德彝没有举荐一人。问及原因，封德彝说：“臣并非不尽心此事，只因现今没有值得向陛下推荐的贤德之人。”太宗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君主用人就像使用器具，各有所长。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而实现盛世太平，难道都是借用别的朝代的人才辅佐的吗？ 问题恐怕是自己不知人，怎么可以乱说成今世没有人才呢！”后来，太宗也为此事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他说：“你们位列宰相之位，应替朕分忧，广纳贤才。但听说你们每日忙于处理诉讼等一般事务，这对于朕选拔贤才有什么帮助呢？”
为了能够让大臣没有顾虑地协助皇帝选举贤能，太宗在贞观初就对大臣们讲：“朕现在迫切地访寻贤才，专心探求治国的道理。一旦得到你们推荐的贤能之士，会立刻提拔重用。但也有些人讨论说：‘那些选拔重用的人都是宰相的亲朋故旧。’诸公只要出于公心，就不要顾忌这些流言蜚语，畏首畏尾。古人道：‘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是为了能举荐出真正的贤才呀！ 望诸公大胆举贤任能，即使是自己的子弟或和自己有仇怨的，也可以推荐。”
能否举荐贤才后来还被太宗作为赏罚大臣的重要依据。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就因为任职很久，从不向太宗退一小人、进一贤者，而被削职为民。
唐太宗不仅深刻地认识了用人的重要性，而且提出要把品德放在选拔人才的首位。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他对杜如晦指出选人中存在的问题：“朕最近见吏部选人，只注重华美言辞，而不了解品德行为。品德不好，任官数年后，暴露恶迹，那时虽以刑法严惩，但已经使百姓蒙受伤害了。这样选人怎能获得贤才！”后来，太宗和魏征又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君主必须小心谨慎地选人任官。现今天下人都仔细地观察仿效朕的一举一动。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魏征补充说：“自古以来知人就很难，因此进行考绩，善恶察明，以定升降。今日欲求贤才，必须深入访察品行，只有访得品德高尚的君子，才能任用。即使这样的人办事不利，也只是才能不强，不会对国家造成大害。若误用了奸佞小人，越是强干，为害越大。在乱世时可以专取才能用人，不顾品行；但太平时必须任用品德高尚，又有才能的人。”
后来，在给太宗的上书中，魏征提出君主要能识别“六正”、“六邪”。他解释道：“所谓六正，即一为圣臣。这类大臣有非凡的预见能力，能够洞察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的利弊得失，防患于未然，从而使君主立于荣显之位。二为良臣。这类大臣全心全意地劝导君主施行礼义仁政。君主做得对时能加以鼓励，做错时能够补救。三为忠臣。这类大臣废寝忘食，进贤不懈。并经常激励君主专心求治，谈古论今。四为智臣。这类大臣在事情刚一出现就能预测成败，对祸患能早做预防，杜绝祸根，转祸为福，使君无忧无虑。五为贞臣。这类大臣严守法令，做官清正廉洁，而且能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为直臣。这类大臣在国家混乱时，不同流合污，能犯龙颜，面指君主的过失。所谓六邪：一为具臣。这类大臣安居官位，贪图钱财，不理公事，随波逐流，左右观望。二为谀臣。这类大臣对君主说的一切都说对，做的一切都赞好，千方百计奉迎君主，以讨取欢心，而不顾后患无穷。三为奸臣。这类大臣心存奸诈，外表谦恭，能言善辩，妒能嫉贤。他想进用的人，就大加粉饰，隐其罪恶；想黜退的人，则只讲过失，对他的美德则一概不提。使君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四为谗臣。这类大臣的智慧足以掩过饰非，口齿伶俐足以打动君主。内可离间君主骨肉，外可在朝廷制造混乱。五为贼臣。这类大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损国害家，而且擅于假借君主旗号，自我吹嘘，狐假虎威。六为亡国之臣。这类大臣一方面以邪恶的手段引诱君主荒淫无度，一方面结成朋党，蒙蔽君主的视听，使君主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直至恶名无人不晓。”这里魏征实际上提出了识别官员的两大类十二条的具体标准。这十二条标准中，“六正”类大臣，只有“智臣”是从才能方面谈的，“圣臣”是才能与德行兼有的，其他的都是从德的角度提出的；而六种邪臣全部是由于无德，没有一种是由于无才。魏征认为，君主用这些标准去考察官员的实际行动，就能够做到知人善任。太宗对此很是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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