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尽知人心
知人难，难在不易尽知，奸佞、忠臣貌同心异。唐太宗知道，自己认为贤良的，未必尽善；众人纷纷斥责的，未必全恶。他对魏征说：“朕近来读书，每见善事，立即就办。可是在用人方面，则善恶难别，因此可见难以知人。”特别是唐太宗清醒地知道自己地位特殊，更容易被臣下所蒙蔽。他曾感叹地对大臣们说：“人主唯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谄谀，或以辩口，或以嗜欲，或以奸诈，无所不用其极，以求宠禄。”这就更增加了知人的难度。
唐太宗懂得知人难的道理，从而形成了自己辨别贤佞忠奸的原则和经验。有一次他来到一棵树下，随口说道：“真是棵好树啊！”跟在身边的宇文士及便口若悬河地赞美起这棵树来。唐太宗这时表情严肃地批评说：“魏征曾劝我远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谁，对于你我有所怀疑但不敢确定。今天见你所为，佞人果然是你。”唐太宗把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视为佞人，而视魏征为代表的敢于为国事面折廷争的大臣为忠贤。他在《帝范》中也指出：谗佞之徒的重要特点，就是用阿谀奉承、甜言蜜语取悦君主。像唐太宗这样，居帝位之尊而能自觉抵制，在中国历代君王中并不多见。
唐太宗还从臣下是否能忠于事实，向他反映别人的善恶来识别忠奸。他对杜如晦、房玄龄说：“朕所以广开言路，是想知天下冤屈之事和能听到直言谏诤。但无知小人却乘机挑拨离间君臣关系。而君臣相疑，则下情不能上达，这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因此，他要对这些奸邪小人治以谗人罪。
魏征在一次上书中指出：“作为君主，要远小人近君子；而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但君子小过，像微瑕白玉，小人小善，就像铅做成的刀一样，只是停留于表面。如果欣赏小人的小善而憎恶君子的小过，结果就会香臭不辨，玉石不分了。”唐太宗认为魏征此论颇有道理，认为必须注意抓住一个人的本质和主流来辨明贤佞，并为此赐绢三百匹以示奖励。
唐太宗为了知人，有时还让群臣互相评价。有一次在宰相的宴会上，他对王说：“听说你很善于辨别奸佞、贤才，今日请你从房玄龄以下一一加以品评，而且比较一下你自己和众人。你意下如何？”王遂说道：“操劳国事，孜孜不倦，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出将入相，文武兼备，臣不如李靖。谈吐公允，陈奏详明，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的政务，事情处理恰当，臣不如戴胄。愿君成为尧、舜，以直言极谏为己任，臣不如魏征。至于好善嫉恶这一点，臣和众人相比，还不逊色。”太宗很是称道，被评众人也口服心服。
唐太宗作为明君，不仅有辨别贤佞忠奸的理论和标准，而且熟知每个大臣的优点与缺点。
知人难，用人更难，难在将其安置在恰当的位置，要使所任之人各得其所，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在善任方面唐太宗也做得相当成功。
唐太宗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因此用人善于取长补短。在《帝范》一书中太宗对于用人就有精辟的议论：“明君任人，就像巧匠使用木材：曲的用作车轮，直的用作车辕；长的用作栋梁，短的用作房椽。这样，无论长短曲直，都可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明君用人也是这个道理：愚者取其力，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这样，无论勇怯智愚，都能有恰当的用处。所以能工巧匠没有废弃的木料，明君也没有不可任用的人才。”唐太宗批评宰相萧时也曾指出：“人不可以求备，必须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房玄龄、杜如晦的短处是不善于处置杂务琐事与理狱，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遵循“舍短取长”原则，扬长避短，将其宰相的才能充分地发挥。结果，两人都成了辅助太宗，实现“贞观之治”的名相。戴胄的短处是不通经史，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儒林学馆之职，基于他忠直、秉公办事的长处，曾任用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办事利索、干练，案无滞留。并敢于执法犯颜，纠正唐太宗量刑过重的过失，使太宗发出“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这既是表彰戴胄的才能，也说明了唐太宗舍短取长，用人得当。
房玄龄像
（3）举贤无所忌讳
唐太宗用人尽量冲破地域、门第、民族、亲疏等关系的局限，努力地选拔出地主阶级中各阶层甚至于出身寒门的人才，为己所用。这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明君博访贤能，广求英才，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他虽重用关陇集团的人物，如提拔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杜淹、杨师道、侯君集等为宰相，也兼用出身山东和江南士族中的人才为宰相，如房玄龄、王、高季辅、褚遂良、岑文本等。朝中文武大臣有出身原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如李世、秦叔宝、程咬金等；有的是他的政敌部下，如原是萧铣部下的刘洎，原是王世充部下的戴胄，原是刘武周大将的尉迟敬德，魏征最初是李密部下，后又投归太子李建成，还有李元吉部将谢叔方和李建成的亲信大将冯立等；也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才为太宗所重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铁勒人契何力、执失思力等，甚至还有奴仆出身的人，如樊兴、钱九陇、马三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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