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左传》的记载，《史记》说的却不一样。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智伯是在伐郑的时候借酒闹事，动手打了赵无恤。打得不算厉害，但赵无恤的手下人不干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些人纷纷向赵无恤请战，要一报还一报，收拾智伯。面对群情激奋，当事人赵无恤却开导说：“君所以置无恤，为能忍诟。”
无论智伯是真醉还是假醉，酒醒后不但不为自己的失礼道歉，反而变本加厉，竟然在回国后鼓动赵鞅废掉赵无恤。赵鞅不为所动，反而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儿子是个人才，坚持让赵无恤继承正卿之位。
历史的真实，到底是《左传》记载的阵前激辩，还是《史记》记载的借酒发疯，令人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由智伯挑起的纷争，使得一向相安无事的智、赵两家正卿，形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公元前457年，实力最雄厚的正卿赵鞅去世，智伯乘虚而入，取代赵氏掌控了晋国大权。三年后的公元前454年，智伯又跳将出来，率领韩、赵、魏三家正卿，把另外两家正卿——范氏、中行氏给灭了。
其实这是赵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早在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便联合起来讨伐赵氏，赵鞅打着国君的幌子，“奉命”讨伐了这两家倒霉蛋，最终“保留卿籍，以观后效”。羽翼渐丰的智伯想给自己的发展壮大找一个突破口，于是选择先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给“正卿”做减法。
四强打二弱，这个减法轻而易举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做加法——瓜分土地，累加到四家中去。这一次“打贫农分田地”，智、赵、韩、魏四家开始“排排坐，吃果果”，作为晋国国君的晋出公坐不住了。以往六卿吃肉，国君还能喝口汤，如今四卿吃满汉全席，国君只能离桌三尺淌口水，是可忍孰不可忍！
晋出公手中有军队，但人少装备差，跟四家正卿比起来就跟“儿童团”似的。因此，晋出公决定向齐国、鲁国搬救兵。消息还没有传到齐、鲁，探听到风声的四卿就有些心惊胆战了。与齐、鲁两国的正规军相比，四家正卿的军队即便不是“儿童团”，充其量也就是“保安团”，这仗还用打吗？
危急时刻，挑头的智伯再一次跳出来，决定先下手为强——把晋出公给轰出去。有人可能会问，干吗轰啊，直接杀了不就得了吗？其实智伯的选择，是由东周时期的态势决定的。当时，诸侯之间犬牙交错，谁都在鼓足力气随时准备大战一场，但往往“师出无名”，容易给人讨伐的口实，上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闹剧。
有一种例外：如果有哪个国家出现“臣弑君”的局面，早已虎视眈眈的诸侯们就会跟逛庙会一样，不约而同甚至不远千里地赶来，发扬“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夺土地的，有抢财宝的，有捞人才的，还有凑热闹打太平拳的……如果你没有实力抵抗诸侯的蜂拥而起，最好不要去冒这样大的风险。因此，如果智伯把晋出公给灭了，无疑等于找死。
在智伯的欺压下，晋出公没法在自己的国家立足，准备出奔齐国，却在路上呜呼哀哉。其实无论他挂不挂，晋国都面临一个问题——谁做国君？从内心来说，大权独握的智伯太想“黄袍加身”了。但是，智伯不敢，这样不合时宜地把自己架在火上烤，不仅韩、赵、魏三家不干，外面的诸侯也不会答应，因为这跟“臣弑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智伯不想成为三家正卿和诸侯们口里的“烤乳猪”，又不愿意交出晋国的大权，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晋国国君的家族谱系中找一个傀儡。他赶走了不听话的晋出公，扶持晋昭公的曾孙唐骄继位，是为晋哀公。傀儡的上台丝毫没有改变智伯独掌晋国大权的现实，《史记》记载说：“晋国政皆决于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
智伯堂而皇之地在晋国做起了“太上皇”，并借职权的便利，将原先瓜分给韩、赵、魏三家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形成了智氏一家独大的局面。
权势日重的智伯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利欲熏心起来，甚至在蓝台宴会上，当着魏桓子的面，公然挑衅韩康子及其谋士段规。在智伯看来，自己已经能够在晋国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了。
智伯并不满足于玩弄晋哀公和三家正卿于股掌，他需要实质性的战果——地盘。晋哀公应该没有什么地盘，最多也就是象征性地有一些收租税的封地，智伯的目光自然扫向了另外三家正卿。
智伯先找韩康子要地盘，韩康子很郁闷，心想：被你调戏也就算了，竟然还空口白牙抢地盘，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同样在蓝台被戏弄的段规却深谋远虑，他给韩康子出了一招“欲擒故纵”的计谋。
段规认为，如果不满足智伯的要求，“好利而愎”的智伯必然大动干戈，魏、赵两家要么跟着打太平拳，就像当年三家跟在智伯屁股后面收拾中行氏、范氏一样，要么保持中立，隔岸观火，随时准备捞一把。韩家独自对抗实力雄厚的智伯，被干掉是迟早的事。因此，最好的办法是让智伯轻松加愉快地如愿以偿，他必然会将“成功经验”复制到魏家、赵家。这样一来，韩国就能利用智伯，构建韩、赵、魏三家的利益共同体，集中力量收拾智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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