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17年，公孙衍来到韩国，并被韩宣惠王拜为宰相。
此时，魏国的宰相是田文，齐国的宰相是田婴。这俩人什么关系呢？——田婴是田文他爹！父子俩一下子就将魏、齐两国的关系拉近很多。公孙衍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便开始谋划第四次“合纵”。
公孙衍的一举一动，始终被秦国的张仪注视着。公孙衍看到“合纵”的机会到了，张仪当然也不是瞎子，两人继续展开对决。
前几个回合，都是公孙衍先把“合纵”生出来，张仪再出手，一把掐死在摇篮之中。而这一次，张仪索性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准备让公孙衍的“合纵”胎死腹中。张仪的招数很简单：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
秦国打韩国，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如果其他国家不帮忙，韩国想临死叫一声的机会都没有。秦军所向披靡，在修鱼歼灭韩军八万多人，生擒韩军主将申差。韩国危在旦夕，秦惠王“连鸡”的论断再次被证实：“诸侯振恐”，没有一个国家敢站出来帮韩国的忙。
韩宣惠王急了，韩国的“连横派”公仲朋便跳将出来，提议向秦国割地求和。韩国举手投降很容易，但要看人家秦国答应不答应。对秦国而言，要是没好处，受哪门子的降？有能耐继续打！
嘴上求饶肯定不行，割地也不见得好使——韩国那一亩三分地，给秦国塞牙缝都不够！因此，公仲朋又提出了一个求和条件——联秦伐楚。
公仲朋看得很准，秦国一直都把楚国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但苦于隔着巴国和黔中两大蛮夷，始终下不了手。现在秦国的军队在韩国，韩国又与楚国接壤，伐楚一下子就变得简单多了。如此大好时机，秦惠王何乐而不为？
公仲朋抓住了秦惠王的脉搏，很快就与秦国达成了和谈的初步意向。楚怀王得到消息，立马就傻了：秦国不是搞韩国吗，怎么搞来搞去，俩人手牵手冲着我来了？怎么“躺着也中枪”？
为了搅韩、秦的局，保护自己的安全，楚怀王采纳了谋臣陈轸的建议，立即在楚、韩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摆出一副救韩国于水火的架势。
按照陈轸的想法，楚国要摆出的架势不是收拾韩国，而是“拯救”韩国。道理很简单，如果楚国想趁火打劫，等于是逼着韩国尽快出兵伐楚。韩国本来是迫不得已才答应投靠秦国的，如果楚国能站出来撑腰，韩国的态度又会发生变化。
陈轸算计得没错，韩宣惠王见楚国准备来撑腰了，不顾公仲朋的劝阻，执意撕毁了和谈意向书，回敬秦国：有能耐继续打！
秦惠王怒了，你胆子肥啊，居然敢玩我！于是，秦军加大了对韩国的竞争态势，韩国打得苦不堪言，但楚军始终按兵不动，坐在国境线上看3D真人版战争大片。孤立无援的韩军再次遭遇惨败，壮志未酬的公孙衍只能逃走，回到魏国。
从“徐州相王”以来，魏国始终摇摆于“合纵”、“连横”之间，搞得国弱家贫、民不聊生、鸡飞狗跳。魏襄王不仅没有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反而把所有的罪名都扣到公孙衍的头上。公孙衍的宿敌田需伺机报复，杀死了与公孙衍有积怨的大臣张寿，并嫁祸给公孙衍。公孙衍因此获罪，为魏襄王所杀。
一代枭雄的激荡人生，就这样悲情谢幕！
从公元前327年到公元前317年，公孙衍先后策划了四次“合纵”，但都以失败告终。魏国、韩国在历次“合纵”中，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反而成为秦国大发淫威的对象，国力更加衰弱。反观秦国，经历10年的征伐，地盘得以扩张，国力得以增强，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令东面的诸侯刮目相看，特别是让曾经不可一世的三晋噤若寒蝉。
随着公孙衍退出历史舞台，“合纵”与“连横”的初次交锋理应结束了。但是，公孙衍死了，张仪还在。三晋不想打了，秦国却意犹未尽。
没人挑头搞“合纵”，张仪带着秦国跟谁玩儿？所幸历史还是没有给张仪清闲的机会，秦国把韩国打得焦头烂额后不久，“后院”的南方蛮夷出事了。
公元前316年，秦国南面的巴国与蜀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双方僵持不下，都派使者来到秦国，请求秦国出兵帮自己收拾对方。
两个蛮夷之间的互相倾轧，将“支持谁”的问题摆到了秦惠王的面前。在秦惠王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张仪与司马错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张仪认为，秦国经过多年征伐，已经震慑三晋、威吓中原，连齐、楚等大国都不敢与秦国直接对抗。因此，秦国应当乘胜东进，扩大战果。在张仪看来，中原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就看秦国有没有吃它的兴趣了。
基于这个判断，张仪给秦惠王出了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主动与魏国、楚国改善关系，然后出兵攻击洛邑附近，攻取新城、宜阳，控制周朝都城，“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一举定下帝王大业！
从当时的态势来看，张仪的这个想法很大胆，但可以说是被攻打三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很不切合实际，属于典型的“左倾冒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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