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明朝制度，军事调度指挥权归五军都督府。作为文官的兵部尚书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可如今大敌当前，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指挥官，就无法号令三军，抗击强大的敌人。景帝和群臣都信服于谦处变不惊的魄力和威望。在这生死危亡之际，朝野上下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然而，打仗仍然需要有战斗经验的武官统率士兵。土木堡之变折损了太多的将帅，大敌当前，于谦只得奏请景帝将有罪关在监狱里的将领放出来，允许他们戴罪立功。新近被关进监狱的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土木堡战斗中临阵脱逃的镇远侯顾兴祖均因此获释。还有一位宣德朝的老资格将领成山侯王通，他因交阯兵败下狱，夺去侯爵削职为民，现赋闲在家。国难当头，老爷子自请报国守城。景帝封了他一个都督佥事，昔日的大帅从新自团营干起。纵然不能上马杀敌，参赞一下军务还是可以的。老爷子果然提出建议：在京城外围挖掘深壕，以阻滞敌人的骑兵冲锋陷阵。
于谦召集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京营总兵石亨主张将军队全部撤守城内，关闭九门，加强防御工事，倚仗高墙深垒将敌人拖垮。俟敌久攻不下，然后挥兵出击，必能取胜。
于谦不以为然地说：“也先率大军来袭，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若坚守城内不出，只会更加助长他的凶焰。我们的二十二万大军必须全部开出九门之外，列阵迎敌！”
他随即分别遣派诸位将领：
京营总兵石亨，率副总兵范广在德胜门布阵；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布阵；
广宁伯刘安，在东直门布阵；
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布阵；
都督刘聚，在西直门布阵；
镇远侯顾兴祖，在阜成门布阵；
都指挥李端，在正阳门布阵；
都指挥刘得新，在崇文门布阵；
都指挥杨节，在宣武门布阵；
各路指挥官均听石亨节制调遣，随时支援邻近地区的友军。
他同时奏请景帝派遣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等文职官员在各个城门上督战，并且杀气腾腾地宣布军纪：临阵时，若将领不顾士兵先退者，斩其将！若士兵不听将令先退者，则后队斩前队！
于谦郑重地将兵部尚书的大印交付给侍郎吴宁，亲自去德胜门督战。谁都知道那里将是瓦剌军进攻京城的主要战场，必有一番恶战。
他宣布的最后一个决定是：“大军开战那一天，众将率军出城之后，立即关闭九门，有敢擅自放军队入城者立斩！”
听到这道命令，诸路将领深为震惊！这就意味着，你率领士兵出城，只有拼死杀退敌人才有生路。如果不能退敌，身后是紧闭的城门，走投无路，必死无疑！
于谦制定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他不但要求镇守九门的诸将以必死的信念进行殊死战斗，同时也包括他自己。此时，他已经不是位高权重的兵部尚书，而是一个持戈待发、赴汤蹈火的战士。
也先攻下紫荆关之后，轻骑薄进，过易州，到了良乡。有父老及园官向太上皇进献羊酒和水果。过卢沟桥时，京师的巍峨城墙已遥遥在望。太上皇祁镇在马上感慨万千：昔日驾幸卢沟桥，与群臣同赏卢沟晓月，吟诗作赋，何等风光潇洒！而今身为人虏，颠沛流离。眼看城下又将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杀戮，京城的百姓又面临兵燹浩劫。不知御弟祁钰他们是否已做好迎战的准备？唯愿土木堡的灾难不要再次重演。
十月十一日，瓦剌兵临城下，列阵于西直门外，准备大举攻城。也先把太上皇祁镇安置在德胜门外的一座空宅里。派遣使者纳哈出同明朝使臣岳谦去彰义门外喊话，要明廷派大臣来迎奉太上皇入城。
彰义门外的守军严阵以待，他们发现太上皇并没有出现在敌军阵中。于是守城军官一声号令，万箭齐发。岳谦竟被射死，纳哈出狼狈逃回。彰义门守军在都督高礼、毛福寿的率领下，趁敌人立足未稳，乘势出击，在彰义门外的土城北与瓦剌军交锋，杀死了数百名瓦剌骑兵，夺回被他们掳掠的千余口城外居民。
初战告捷，明军声威大振。于谦号令各军严密布阵，控弦待发，准备迎接接踵而来的残酷战斗。
也先见初战就受挫，明军在城外严阵以待。知道朝廷早有准备。于是采纳叛阉喜宁的计策，暂缓进攻，拥戴英宗登上德胜门土城。扬言要送还太上皇，要求明廷遣使前来议和迎驾。
朝廷召集群臣紧急磋商。大臣们都认为这是也先的阴谋，他已兵临城下，来势汹汹，哪有主动求和的道理？朝廷如果派大臣前去迎驾，必然遭其扣押。于是想在下级官员中挑选两人作为使臣去朝见太上皇，竟没有人敢去。只有通政司参议王复自告奋勇愿往。于是立即将他升任右通政使，另一位中书舍人赵荣升任太常寺少卿，出城朝见太上皇，进呈御膳和书信，并不授给他们议和的使命。
翌日，明朝使臣王复、赵荣来到德胜门外土城瓦剌军营。也先故意大摆排场，让英宗带刀坐在帐中，他自己与伯颜帖木儿等首领都身披甲胄，手挽弓矢侍立两旁，表示对太上皇的尊敬，并显示军威。
王复和赵荣原是六、七品小官，连上殿参加朝会的资格都没有，陡然荣升四品大员，又肩负外交使命，难免有些战战兢兢。他们上前对太上皇行了叩拜礼，献上羊酒、御膳。英宗见朝廷派遣的使臣官职不高，颇有些不高兴。便问：“朝廷为什么不遣大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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