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道德与既得利益的较量中，内阁学士们选择了顺从皇上的意志。他们聚集一堂，开始搜索枯肠寻找最为冠冕堂皇的词句，来草拟皇帝需要的易储诏书。
陈循等铺开纸墨，酝酿了很久，苦无最适当的佳句起头。当时吏部侍郎何文渊在旁，他素以才思敏捷著称，便道：“这有何难？皇上不是要把天下传给儿子嘛，一句大实话就行，‘父有天下传之子。’”陈循受到启发，即以“天佑下民作之君”相对。
经过学士们通力合作，集思广益，一道洋洋洒洒的易储诏书终于定稿，送呈景帝御览。皇上非常满意，于是将诏书交付礼部召集百官廷议。
第二天，礼部尚书胡濙、侍郎萨琦、邹干奉景帝命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易立太子之事。事关兴废大计，各公侯伯、都督、驸马和各部院大臣们互相顾盼，私下悄悄议论，却无人敢站出来说赞同，亦无人表示反对。朝堂上相当寂静。
在这种场合，言官们不能不出来说话。于是就有都给事中李侃、林聪和监察御史陈英认为仓促改立皇太子不妥，这种意见当然不符合当局的心意，立刻有商榷和反对的声音。
司礼太监兴安急了，声色俱厉地说：“这件事不能没有结果。皇上的诏令在这里，如果有人认为不合适，就不要署名。不能模棱两可，首鼠两端！”
兴安素来盛气凌人，又打出皇帝的牌子，群臣只能唯唯诺诺。当时参加廷议的文武大臣共有九十一人，案上摆着皇帝的诏令和等大家署名的白纸。总要有一个带头，于是大家将礼部尚书胡濙推了出来。
易立太子事关国本，本是礼部尚书职责所在，论齿序也数年近八十岁的他最年长，长者为尊，于是胡濙第一个签了名。接着自告奋勇上来的是首辅大学士陈循。他本来就是易储诏令的起草人，欣然命笔龙飞凤舞地署下大名。左都御史王文才升了太子太保，春风得意，哪能不捧皇帝的场？只是他的名字笔画太简单，没法写得潇洒些。
吏部尚书王直本来是百官之首，没法再推托。这位耿直的冢宰面有难色。他很看重自己的名誉，这件事将来史官们会怎么说？正在迟疑间，大学士陈循走上前来，将笔蘸饱了墨汁，强塞到他手中，勉强他颤颤巍巍地签上王直两个字。
这会儿轮到兵部尚书于谦了。于谦深得景帝的信任，但他曾赞同立英宗之子见深为皇太子。现在忽然又要另立太子，显然这又是影响朝局不稳的因素，他从内心讲是不表示赞同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于谦拿起笔犹豫一阵，迟迟未曾落墨，显见他内心的惶惑与挣扎。然而他仍然缓缓地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大臣们见素来刚直的于谦都签了名，还有什么话说，于是一个个上来陆续签上大名，就连原来有异议的林聪等人，也迫于形势违心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有意思的是《明史》在怀献太子传中详细列出了出席这次廷议，并在易储诏书上签名的九十一位大臣的官讳和名字。这在惜字如金的《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大概是出于清朝史官们的褒贬之意吧。
满朝文武，九十一位大臣，不管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违心无可奈何的，都在奏请易储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结果连司礼太监兴安都没有想到，他那素来严酷的刀条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着大学士陈循得意地把经过廷议全票通过的奏请易储疏重新朗读了一遍，大意是：“父有天下传之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唯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竑所奏甚是，宜允其言。”
兴安等兴高采烈地携了奏折去向景帝复命。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景帝自然高兴，当即批示道：“卿等所言，三代圣人大道理在。近日耆旧内臣亦俱来劝导，与卿等所言同。朕皆不敢自专，上请于圣母上圣皇太后。蒙太后懿旨宣谕：‘只要宗社安，天下太平。今人心既如此，当顺人心行。’朕以此不敢固违。礼部可具拟仪注择日以闻。”
解铃还须系铃人，景帝把孙太后都抬出来了。连太后都同意易立太子，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并非我朱祁钰说话不算话，实在是为了宗社国家，顺人心而安天下啊！
既然立了新太子，便要设立辅弼太子的东宫官属。这是景帝酬谢大臣们的好机会。于是论功行赏：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兼任太子太师（这可是正一品的殊荣）；内阁大学士陈循、高谷及兵部尚书于谦兼任太子太傅（从一品）；仪铭晋为兵部尚书，与俞士悦、王翱、何文渊皆兼太子太保（从一品）；内阁学士萧镃、王一宁兼太子少师（正二品）；内阁学士商辂以兵部侍郎兼右春坊大学士。勋臣自宁阳侯陈懋、武清侯石亨以下也兼东宫公孤官。
新立的太子见济不满周岁，哪里需要这么多太师、太保辅佐？这无非是皇上对大臣们拥立太子的酬谢而已。不光是赠以太师、太傅、太保这种人皆羡慕的荣誉，景帝还动用国库，让兼职的十八位大臣支领双俸。大臣们自然要上疏辞让，景帝不许。
于谦素不重利，这种赏赐他更不想要。他单独上书说：“臣阖家良贱，仅有数口，原俸资给尚有余饶。现今边境与京师粮用浩大，人民转输未息，军士养赡未优，国库经营日不暇给，而臣却以一介之微，叨冒千人之食，扪心知惧！乞止支一俸以省浮费，以惬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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