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获罪的言官
一 广开言路，求贤纳谏
明朝的言官是一个阵营庞大的群体，分属都察院和六科。都察院是专门的监察、检察机构，设有左、右都御史及左、右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院部堂官。下面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分管全国十三布政司及中央各部府的监察工作。凡发现自己管辖范围内官员有违法渎职行为的，御史们可直接向皇帝上奏弹劾请求处分。
六科给事中又是专门监督中央六部官员的机构，共有五十八名给事中。吏、兵、户、礼、刑、工各科，每科设都给事中三人。
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共有一百七十余人，他们负责监察各都和各地的官员，每年必须履行职责，向皇帝上疏，举劾官员们的贪腐渎职和其他不当行为，甚至也可以直接批评皇帝的过错，提出各种建议。一个言官如果碌碌无为，一年内毫无建言，可能会面临解职的危险。且监察御史和给事中犯法，按例罪加三等，犯贪赃罪从重处罚，严重的要处死。
景帝由监国到初登帝位，他自知缺乏治国经验，必须依靠臣僚们献言献策治理国家，从即位之初就晓谕群臣说：“国家治理政务，没有比纳谏用人更急迫的。爱卿等都是国家的肱股耳目，凡有治国安民、除邪扶正、御灾捍患和防备贼寇的方略，都允许直言，不得隐讳。”
景帝吸取了英宗受王振蒙蔽的教训，广开言路。朝中的官吏和百姓都能够上书陈说国家大事。若能切中时弊，景帝每每给予优诏褒奖，有的人或因此而得到录用，授予官职。最典型的例子是甘州肃王府仪卫司余丁聊让，他特地千里迢迢来到京师上书景帝，其大意为：“近年大兴土木，异端之事一件接着一件，番邦僧侣络绎不绝，贪官污吏横行。而内阁阁臣不纠正其过错，御史不揭露其罪恶。致使上下蒙蔽，百姓日益穷途潦倒。因之而贼寇犯边，太上皇蒙尘。陛下枕戈尝胆之时，能不拔贤选能，革新政治吗？以前宗泽、岳飞身为统军大将，敌国不敢直呼其名；韩世宗、范仲淹镇守边疆，西域闻风丧胆；司马光身居相位，强邻互相告诫不要犯边。现在文武大臣位高望重有威名的，宜使其掌管中枢要务。并寻访智术才能之士，布满朝廷。则也先必然畏服，而太上皇归来也指日可待。
大臣为阳，宦官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近来出现日食，发生地震，皆因阴盛阳衰，故天地多见变故。望陛下总揽朝纲，抑制宦官，使他们不能干预朝政；遏止小人，使他们不能居官任职。那么就会阴阳和谐，天变消弭。
天下大治大乱，在于君心的邪正。追求狩猎的娱乐，宫室的奢侈，宦官的狎玩，三者有其一，足以蛊惑君心。愿陛下涵养圣德，克制私欲邪念，多接见贤士大夫，少亲近宦官宫妾，自必能除奢侈，戒淫佚，而圣心正矣！
还愿陛下放宽听从进谏的度量，表彰直言敢谏的忠臣，使他们对国家的利弊，百姓的休戚，能无顾忌地畅所欲言。苏轼说：‘安居时无犯颜敢谏之臣，则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士。’愿陛下经常想到这些话而仔细审察之。”
对于这样一个平头百姓的上书，景帝看了之后大加赞赏。因为聊让还年轻，便破例送他到国子监进学。四年后，聊让考中进士，当了知县。
百姓都敢于上书言事，言官们更是责无旁贷。当时给事中敢于直言进谏的当数林聪、叶盛。凡是六科联名上书奏请，多是林聪、叶盛为首。御史中则是左鼎和练纲卓有声誉。左鼎善于拟写奏章，练纲能言善辩，朝廷群臣都畏惧他的辩才。一时间，京师到处传说：“左鼎的手，练纲的口。”上至公卿大臣，下至一般官员，都畏惧被他们弹劾揭露。
吏部侍郎何文渊因为投机易立太子，如愿升任吏部尚书。景泰四年，不寻常的灾异现象屡屡出现，都给事中林聪等人参劾何文渊奸邪谄媚的诸多恶行。在此之前，御史左鼎也上书说：“大臣中有不少奸恶邪僻之人，应该罢黜那些罪恶严重的，以便肃清朝政。”林聪请景帝明谕左鼎，应具体揭露不称职官员的罪恶，不要笼统而言。
于是左鼎联合林聪等一起上书具体揭露何文渊六大罪恶，同时涉及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侍郎张敏，通政使李锡等。经过核实，景帝罢免了李锡的官职，令何文渊退休，提拔官声极为正派的王翱继任吏部尚书。
上元佳节，宫中派了宦官去陕西采买巨型羊角做灯。副都御史耿九畴巡抚陕西，他援引宋朝苏轼就宋神宗采买浙江灯一事上书劝阻。这本是一桩小事。御史们把它上升到帝王不宜狎玩丧志的高度。景帝接受批评，立即下诏停止买羊角之事。
景泰四年，大隆福寺建成，太监兴安想步当年王振邀圣驾亲监大庆寿寺，身披袈裟皈依佛门的故事，以显示自己受宠。景帝答应了约定日期前往大隆福寺进香。有一位河东盐运判官杨浩上书规劝道：“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前往太学，海内之士闻风景仰。现却弃儒学而尊佛教，怎能垂范后世？”
礼部郎中章纶也上书说：“佛是外族的教法，非圣人之道。陛下以万乘之尊，驾临非圣之地，史官将记载在史册上，传之万世，实在玷污圣德。”
于是，景帝不惜扫司礼太监兴安的兴，不去大隆福寺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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