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土官黄竑因上易储疏得到景帝的宠信，不仅灭门杀人罪得到解脱，还得寸进尺地上书，求取霸州、武清县的土地。
都给事中刘炜等上书说：“黄竑本是一蛮獠，骤然蒙受重任，倚仗皇上的宠信，乞求土地多达六七十里，难道尽是无主之地？乞正其罪。”
景帝派户部官员前往查勘，黄竑乞请的土地果然都是百姓的田产，景帝下诏不许侵占。不过户部请求惩办黄竑，他还是得到了景帝的庇护。
因为景帝求言纳谏颇有诚意，于是许多言官要求限制宦官的权力，这是明朝最大的弊病。起初，副都御史朱鉴建议撤罢派往边镇监军的宦官，不使其掣肘边将。并说：“夫事归朝廷则治，归宦官则乱。昔高皇帝与群臣议事，必屏退左右，恐泄事机。”
山东布政使裴纶上书要求：内地凡朝廷派有巡抚的地方，请求将镇守中官一概召回。然而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呼声不断，对于涉及宦官利益的大事，景帝明知其弊，仍然以“祖宗旧制，不可更改”为理由，拒绝改正。
后来南京军匠余丁华敏上书陈述宦官祸害：
“近年以来，宫内宦官袁琦、唐受、喜宁、王振专权害政，国事倾危。望陛下防微杜渐，总揽朝纲，不然恐祸起萧墙，曹节、侯览之害，又会在今天出现。”
他列举宦官十大罪：
一、宦官家聚积的财物动辄万计，不是盗自内库，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所得。
二、宦官强占公侯府第，大兴土木建私邸。
三、家人亲属皆市井无赖，纳粟买官，横行霸道。
四、建造佛寺，耗费国帑不可胜计。
五、广置田庄，不交粮税。他们田连阡陌，百姓无立锥之地。
六、家人仗势换取盐引牟利，破坏国家盐法。
七、仗势赊货经商，不付商人货款，无人敢于告发。
八、卖放军匠，致使内府劳力缺乏。
九、宦官家购物，仗势以一买十，致使公亏民损。
十、监作所至，辄对工匠施以酷刑，军匠惨遭涂炭。
这道奏疏历数宦官之害，切中时弊。景帝将奏疏下达礼部讨论，礼部竟不了了之。毕竟宦官之害由来已久，树大根深，就是景帝想改变也没有那么大的气魄。
二 林聪被贬，何观下狱
吏科都给事中林聪在改立太子时持有异议，虽然最终被迫在易储疏上签了名，但景帝记住了这笔账。太子易立之后，满朝文武获得升迁赏赐，唯独林聪被调任詹事府春坊司直郎，看似由正七品升从六品，升了一级，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内阁学士商辂为他不平，上奏景帝：“林聪敢于进言，不宜放置到闲散之地。”景帝被迫恢复了林聪的原职。
林聪随即上书奏事：
“国家有制度，官员冒称丧事有禁令，隐瞒丧事受处罚。近年以来，北虏安宁，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遇有丧事不得起复原职。而在京师，却把夺情起复原职成为惯例。其流弊将造成官员贪恋爵位，不顾廉耻，以夺情为幸事，视父母如路人。这种人连为人之子的道德都缺失，哪里还有做臣子的节操？乞求陛下予以改正。”
景帝倒是从善如流，采纳了他的建议。规定官员遇有父母丧事，不得夺情起复。可是规定颁布不久，立即遭受考验。恰逢内阁重臣王文的母亲去世，景帝却违反规定，令其夺哀继续任职。一时舆论哗然。因为王文任陕西按察使时，父亲去世也曾夺哀复职。至此两度夺情，不为父母守孝。林聪等又准备上奏抗辩。王文见形势不对，只得请求回家奔丧。林聪因此得罪了王文，与之结怨。
林聪直言敢谏，因而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御史白仲贤因为年资长提升为广东按察使，由于林聪举劾白仲贤多方奔走钻营名位，不应被破格提拔，朝廷改派白仲贤为镇江知府。后来又有兵部主事吴诚攀附权贵，得以调至权力更大的吏部任职，也因为林聪的揭发，改调工部。
言官屡屡弹劾别人，自己必须格外谨慎，否则容易遭到报复。林聪的外甥陈和是一名教官，希望调到离家近的地方，以便赡养父母，托林聪去吏部讲情。这件事被嫉妒林聪的御史黄溥抓住把柄，参劾他“专擅选法，挟制吏部”。并攻击林聪先前揭发白仲贤，是受同乡广东参政方员之托，想将那个职位留给方员，而林聪举劾吴诚也是因为他与吴诚结有私怨，挟嫌报复。
黄溥弹劾林聪的奏章下达廷臣商议。这给了王文报复林聪的好机会，他四处罗织罪名欲置林聪于死地。同为内阁成员的高谷却主持正义，上书争辩救援林聪。八十高龄的老尚书胡濙则采取另一种方式抗议，他一连几天称病不去上朝。景帝派司礼太监兴安去探视胡濙的病情。胡濙托兴安禀报皇上：“老臣本来没有生病，听说要杀林聪，感到特别震惊，心悸难受啊！”
景帝毕竟也了解林聪的为人，只是碍着王文的面子，不得不将林聪贬为国子监学正，让他去担任那个闲职，少惹是非。
自从正统中侍讲学士刘球因为得罪王振，被冤枉下狱，肢解惨死。以后朝廷内外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于谈论国事。景帝即位以后，广开言路，招贤纳谏，凡前后上书的，即使所议的事做不到，景帝都给予优诏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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