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清政府准备重组公行，东印度公司立即具禀反对，声称：“大班等见公行散，十分欢喜……谁想又有公行？行商茶，又杂又不好，价钱又高，今又埋回公行，实有坏公班衙生意[2]清政府鉴于外商反对，只好暂时搁置恢复公行的打算，直到乾隆四十七（1782）年才力排众议，重组公行。
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公行组织的抵制，只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企图对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一种反映。对于闭关政策的各项规定，他们都是不满的。他们感到在广州的外国人无法和中国官吏直接接触，而且行动也受到了种种限制。因此，无不希望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在中国经商的一些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建议派遣一个使节到北京面见中国皇帝，请求他下一个命令解除英商这些困难”。[3]在这一建议下，英国政府终于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和斯当东博士为正副使节的使团，出使中国。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可看出商人与政府间的同一目的。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率大小船只5艘离英。“东印度公司派遣了一只体积容量最大的船”，载运使团的礼品和随员，同时，“又预备了一只较小的船作为供应船”。同年七月，使团抵北京，八月达热河。在谒见乾隆帝后，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使节驻北京；请开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按照沙俄与中国贸易的成例，要求在北京设一行进行交易货买；请给舟山群岛中一个小岛和广东省城一地，以让英商定居；或请政府谕令两广总督准许澳门英人出入自便；自广州城运货至澳门，可在内河行走，给予轻税或免税等。对此，乾隆帝给予一一驳回，马戛尔尼使团以失败告终[4]
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的第二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波郎向两广总督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其中有货物减税、免税；同意英人进入广州城；在黄埔建房；废除公行；自报关税等内容[5]结果仍遭驳回。
乾隆时代是清王朝的全盛时期。对西方的敲门行径，清政府完全有力量作出强硬反应，外国资本主义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对这样一个封建统一的帝国采取武力扩张的行动。不论是东印度公司直接出面还是英国政府的外交途径，都无法改变清王朝收口闭关的局面。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把世界纳入它的经济范畴，让自己的商品倾销到全世界，并且从落后国家掠夺财富。因之，在中英关系史上，闭关与反闭关，关门与敲门的斗争是时起时伏，持续不断地进行的。
从嘉庆朝起，西方商人对清王朝的法令采取了更加漠视的态度。他们不仅违犯清政府限制外人的防范章程，甚至以武力相威胁。中西交往中，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行为都可以看作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敲门行径。虽然，其中有一些事件纯粹是偶发性的，并不带有敲门的背景和色彩：嘉庆四年（1799），英国兵船三艘，以修理为词，违反清政府不准外泊驶进内洋、只准停泊潭仔湾的规定，泊于广州三门炮台对面的海面，距炮台仅五六里[6]同年12月，英国巡船一艘，以护货为名，载着60门大炮，200支鸟枪驶进黄埔三角洋面湾泊。嘉庆七年英国兵船六艘，到达广州鸡颈洋，其中一支英军占据了澳门。清政府虽提出抗议，但英舰仍不肯离去，直到六月间，英法《亚眠合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才撤离中国海面。
嘉庆十年（1805），英国又遣多林文“来贡”，表示“遇有事情，要我出力，我亦喜欢效力”。而澳门的英商，准备以协剿海贼为名，以三艘护货兵船来粤，英国的四艘兵舰也不请自来，声称“入洋捕盗”，泊于户门口外。
嘉庆十三年，英国兵舰13艘侵犯广东，攻略澳门，侵入虎门。清政府急调军队防御，并拒绝供应英军粮食、物品。十二月，英军被迫退出。此事使清廷极为震动。两广总督吴熊光，“示弱失体，畏葸有状，上震怒下熊光于狱，论戍伊犁”；巡抚孙玉庭“以讳匿不陈，并勒回籍”。镇守广东的将军、都统全被罢职；所支军队的盐、菜、口粮银32200两，分别由吴熊光、孙玉庭负责偿付。这是涉外事件中，处分最严，牵连最广的一次，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萧令裕《英吉利记》说：是役也，英吉利来船十一，淹留三四月之久，鲎帆飚忽，烽及会城。于时人心骇怖，寝息不安，而市井无赖之子，号召徒众千余，露刃张拳，伺夷兵一动，即劫掠城外巨室，素封之家，屏息待静。……方是时，蔡牵、朱之余孽，蹂躏海上无虚日。外洋商船，频肆掳抄，遇夷舶则不敢动……水师不能御艇匪，而艇匪乃深畏夷舶。故夷舶之入虎门，晋省河，水师林立，相顾动色而已。[7]
这一大段描写，把当时广州方面的各种力量对比，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这仿佛是未来鸦片战争的一次预演。预演中，清政府上自总督，下至水师兵丁的无能和作战能力低下，全部暴露了出来。
迨至道光年间，情况格外严重。敲门行动伴随着违法事件时有发生，搅得广州与北京之间疲惫不堪，报警的驿马往返奔驰，奏章及上谕络绎于途。
先是道光元年（1821）阴历八月下旬，美国商船水手在广东番禺地方为买水果，与船民郭梁氏发生争执。该水手用瓦罐掷中郭梁氏头部，致使落水身死。广东地方当局为此交涉时，美国商船货主及船长企图推诿了事，而公行保商、通事等也未认真查究。两广总督阮元下令将保商、通事收禁，并对美国货船暂禁贸易。货主捱不下去，只得交出凶手。阮元按律审讯，凶手供认不讳。最后，按照乾隆八年定例，将凶犯判处绞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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