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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52)

  很显然,所谓“周谘博采”来的意见,第一种与第二种是主张弛禁的;第三种虽属严禁,但经卢坤正题反做,最终也还是落到与前两种殊途同归的地步。行文的奥妙在于,卢坤明确不同意第三说,而对前两说仅仅表示“与禁令有违”,并非说是办法不对。这种曲笔隐意的奏文,只有老于世故的官僚才能做得出。奏片最后表示“与其铤而走险,各处蔓延,不若暂为羁縻,严加约束,外则巡以舟师,内则谨防海口,使其不致行销无忌,亦不致越驰他省,再行徐图禁绝”。[6]这一意见,表面上并没有说应该弛禁,但字里行间却显然是不主张禁烟,只是让你抓不着把柄,像泥鳅一样的滑溜。

  卢坤的奏片,是禁烟以来历任两广总督的第一件与朝廷相反意见的奏章。因为慑于触怒圣颜,表达得极为隐晦曲折而已。然而,其暗为试探之意,跃然纸上。但卢坤的试探碰着了软钉子,皇帝对此折留中不发,究竟是什么意向,让人摸不着头脑。卢坤就此不敢再奏,而广东的私议则仍然一如既往。

  道光十五年八月,卢坤病卒于广督任上,其缺由安徽巡抚邓廷桢接任,广东巡抚依旧是祁。邓到任后,对鸦片问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久而久之,地方上士绅的私议渐渐对他产生影响。他也感到积重难返,对鸦片走私逐渐采取了开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在他任上,烟毒泛滥更加严重了。

  这时,许乃济早已奉调入京担任太常寺少卿。太常寺是一个专门掌管祭祀和典守天坛、太庙、社稷等事务的机关。少卿是太常寺首长、管理寺事大臣的副手,正四品。因为是中央机构之一,有上折奏事的权力。本来,这是一清闲的差使,除了保证坛、庙社得到有效保护,每年按例祭祀如仪外,几与朝政没有任何牵涉,大可以看看闲书,喝喝热茶。但许乃济却本着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精神,心思不在做一个闲官而忘不了举国为之忧虑的鸦片问题。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1836年6月10日),他毅然不顾皇帝的态度,上了一件《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公然提出了弛禁主张。

  这份奏折的内容,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已知道,这里也就略而不详了,概而言之,许乃济认为鸦片愈禁愈多,禁令不仅成为具文,而且也成了胥吏棍徒借以受贿的利薮;吸烟者虽众,但多为游惰无赖、不足轻重之辈,以中国人口之多,区区吸食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要禁的话,也只须禁文武兵弁士子等,民间兴贩吸食可一概勿论;他建议不如准令英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任其入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便可省每年千余万金之偷漏;同时宽内地种植罂粟之禁,以土烟抵制洋烟,这样便可收到不禁自禁的效果[7]

  很明显,许乃济的这套看法,基本上是吴兰修《弭害》一文的翻版,所以当时人说他是“取兰修旧说,稍稍润色条上”。[8]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目前缺乏佐证,但许的弛禁论与吴兰修弛禁主张没有什么不同,却是可以肯定的。

  许折上达后,朝内大员为之失色,谁都不敢附和。可是,事情十分出人意料,皇帝的态度却极为冷静。两天后,皇帝颁发上谕,著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等会议许乃济奏请弛鸦片之禁,要他们把会议结果报给朝廷。上谕全文如下: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邓、广东巡抚祁,传谕粤海关监督文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近年以来,夷商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每岁计耗内地银一千余万两之多,请变通办理,仍准其以货易货等语。著邓廷桢等会同妥议具奏。原折抄给阅看。将此谕令邓廷桢、祁,并传谕文祥知之。钦此旨。遵寄信前来。[9]

  谁都知道,皇帝自接位以来是一贯主张禁烟的,但这道廷寄上谕,却使人觉得圣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于身处鸦片走私源头的广东督抚们来说,认真仔细地揣摩皇帝的心思,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是至关乌纱帽和性命的大事。他们反复研究了上谕之后,一致认为坚冰正在开始融解,圣上对禁烟的态度有了松动。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邓、祁会同文祥上了《应准许乃济所奏驰鸦片之禁并拟章程九条折》,作为奏复。这个奏片不仅完全赞同弛禁主张,而且肯定许乃济奏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奏折提出了弛禁章程九条,对以货易货、水师巡查、洋船带回洋银成数比例、鸦片贸易不设局专办、额税不增、价格不预定、内地各省运销鸦片办法、宽民间栽种罂粟及不准官员、士子、兵丁吸食等,都作了原则规定,成了道光一朝第一个全面弛禁的方案[10]

  据说,这个方案的起草者是学海堂教谕仪克中。此君与巡抚祁同乡,寄籍粤中,自中举后兼任祁记室(相当于秘书)。他原与吴兰修、熊景星等力主弛禁,是广州弛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按惯例,凡联衔会奏,应由总督主稿,但祁对仪克中的弛禁主张早已服膺,因此让仪克中起草奏稿,由祁带到总督处会商。总督邓廷桢对草稿表示同意,交属下誊清用印后发出。所以这件奏折才会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极表赞同[11]

  当邓廷桢、祁等的奏折还在寄送京师途中时,朝内已有人对许折公开发难了。最先上奏皇帝“申严鸦片例禁”,驳斥许折弛禁主张的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樽和兵科给事中许球。两人的奏折大约在八月先后上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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