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据美国旗昌洋行职员威廉·亨德在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时亲眼所见，说林则徐气度庄重，表情相当严厉坚定，身材肥胖，上唇浓密的黑短须，下巴留着长须。【美】W．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第102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报楚省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各情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56～358页；另见《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596～598页。
[10] 《为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查拿烟贩收缴烟具已有成效甚属认真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63～364页。
[11] 《奖励山东查获鸦片出力人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7～388页。
[12] 《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黄爵滋请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88页。
[13] 《庄亲王奕辅国溥喜因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89页。
[14] 《著各省将军督抚严禁查拿鸦片烟犯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0页。
[15]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妄请弛禁鸦片著即休致事上谕》，同上书、册，第391页。
[16] 《著湖广总督林则徐即来京陛见事上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94页。
[17] 杨炳坤：《杨中议公自订年谱》道光十八年条。
[18] 《林则徐集·日记》，第308页。
[19] 《水窗春呓》卷下，金安清著：《溃河事类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20] 当时林则徐因母亲过世，正在老家守孝。按儒家孝礼，在服丧期间被朝廷召回任事，称为“夺情”。一般是在非此人莫属的情况下，才有“夺情”之举。
[21]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2] 《清史稿》卷三七〇，《琦善传》。
[23] 以往论者因为把琦善断为弛禁派的代表人物，所以对这次会见中琦善所说与林则徐的“漫应”，解释为琦善对林进行“威胁”，认为这是弛禁派头子和严禁派首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进而引申出清王朝内部禁弛两派的分歧，已发展为反侵略和对外妥协的斗争。我以为这种说法比较勉强。
[24]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页。
[25] 《林则徐集·日记》本日条下称：“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见该书第315页。
[26] 《林则徐集·日记》第315～316页。
[27] 同上书，第316页。
[28] 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314页。
[29]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二十四。
[30]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31]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32] 同上书，第191～192页。
[33] 《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52页。
[3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二十二页；另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483页。
[3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一，第15页。
[36] 《英国烟贩即粤省兴贩吸食之人畏惧观望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第二册），第627页。
[37] 《已革弓役谭升等起意兴贩鸦片得贿纵放案审明定拟折》，同上书、册，第733页。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16页。
第六章 林则徐广东禁烟
林则徐画像
6-1 虎门销烟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辞别师友，毅然踏上了南下广东、厉行禁烟的荆棘之途。
临行前，好友龚自珍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一文，为之送行。文中恳切地提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切望此行能真正禁绝鸦片，“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并引《诗经》中“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诗句，要他提高警惕，防止有人破坏禁烟。指出在粤东的僚吏、幕客、游客、商贾、士绅中有一批“黠滑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之徒，是破坏禁烟的人物，对他们必须杀一儆百，不能手软，千万不可被他们的游说所动，失却这千载一时的机会。龚自珍并要求随林则徐南下，亲身参加这场斗争[1]
对老友的爱国热忱，林则徐深为感动，但他深知此行困难重重，不愿意友人因他而同蹈汤火，所以托人“以事势有难言者”婉阻。后来，在旅途中林则徐作书答谢友人，表示自己完全接受龚自珍提出的讲求火器、严惩外国鸦片贩子及奸民、守海口等建议，并指出：“执事所解诗人悄悄之义，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暗示破坏者主要不在广东而在朝廷。对于老友恳切由衷的期望，表示深受激励，“足坚我心，虽不才，曷敢不勉”，传意自己决心排除困难，全力以赴完成禁烟使命[2]
他根据皇上发下交办的杨殿邦等揭露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的奏折，在离京之前，“密遣捷足，飞信赴粤，查访其人，以观动静”，[3]准备一到广东即着手处理。离京之日，即传牌沿途地方官，说明自己“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并无前站后站之人。如有借名影射，立拿究办”；申明沿途不准故为铺张，不准随身丁弁人夫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4]表现了清正廉洁的品格。离京途中，他给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密扎，说明此行“首在严拿汉奸”，命令他们按照开列的名单，包括“包买之窑口，说好之孖毡，与兴贩各路之奸商，护送快艇之头目”，都要“密札饬拿”[5]；同时严正指出：“其中多有各衙门堂差及营兵在内”，地方官不得徇私包庇；申明对那些虽有失察处分，而自行拿获在官人役犯法者的管官，“例准免议”，“既往之事，付之不咎”，[6]表现了严宽相济、区别对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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