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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_沈渭滨【完结】(74)

  林钦差是在次日(8月27日)得到英人离澳上船消息的。那天早晨,钦差会同总督校阅了广东驻军操练子母炮和抬炮后,即回行辕休息。盛暑的广州,天气闷热,虽说上午下了两场阵雨,但放晴之后仍没有一丝凉意。林钦差半卧在竹制的躺椅上微闭着双眼,手执葵扇轻轻扇动,在阵阵微风中解暑消乏。这时,家丁送来了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的禀报,他报告说:澳门英夷自断绝接济后,陆续避往船上居住者共57家,计至本日驱逐尽净,澳内已无英夷了[22]这个消息,钦差大臣早在意料之中。因为下令澳门葡萄牙总督驱逐在澳英人,结果必然是英人退居海上,只是葡萄牙总督认真执行天朝命令,使钦差大人在欣慰之余略感意外。他觉得有必要对之予以奖励,同时也可乘机直接考察一下外国人聚居处的风土人情,增加些感性知识。林则徐自来广东之后,已逐渐注意于了解外情。他不仅组织人员翻译西书西报,以增长对西方政情的认识,而且还在收集西方人文历史方面的资料,以增进对各国民风习俗的知识。澳门作为外人聚泊的处所,无论从了解外情、从海防角度考虑,都是应该巡阅一下的。为此,他和总督邓廷桢往返商量了几次,决定在七月二十五日(9月2日)偕同邓廷桢巡阅澳门,并把日期通知了澳门葡萄牙总督和澳门海防同知蒋立昂。

  钦差和总督如期巡视澳门。当日凌晨,两人带同随员自香山启程,由陆路经新安汛、香粟山、石鼓跶,过平迳岭,中午时分到达雍陌村的郑氏祠。在此午饭并略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傍晚抵达澳门同知驻地前山寨。蒋立昂等谒见后,林钦差和邓总督当夜便宿于都司署中。一天中走了108里的路程,而且有不短的一段是山路,虽说山不甚高,路不太峻险,但对五十多岁的半老人来说,也够吃力的了。不过,长期的宦海生涯养成了夜晚迟睡的习惯。林则徐当夜接到了七月初四日(8月12日)廷寄,要他在广东禁烟事竣后,接任两江总督新任时筹划漕务,条陈定议。因为鸿胪寺卿金应麟(亚伯)上了一道《清除漕政弊端折》,朝廷将此发交江苏巡抚陈銮、江苏布政使裕谦议覆,要林则徐“于事竣接两江任时筹画妥议”。[23]廷寄明确表示朝廷对林的未来去向和倚重之意,说明朝廷在缴烟之后,已经有了广东查禁工作可以毋须简派钦差大臣主持的意向。林则徐连夜写了一封给广东巡抚怡良的书信,[24]对他加强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兵防作了答复,并把廷寄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怡良。末了一句说:“惟原奏与初议俱未经见,殊觉空无傍依,容当寄信往苏询问之耳。”从行文的寓意体察,他似乎隐含着准备结束钦差使命、转接两江新任的打算。作为臣子,君命自不可违,但作为身历禁烟第一线的知情者,未必认为英商缴烟后粤事就已了结,所以,他在信中对调任一事只是附笔提及,主题还是讨论广东防务。

  大约怡良在林、邓动身赴澳前已接到英国新到兵船一艘的情报[25]所以派兵分驻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修函遣弁送交赴澳途中的钦差和总督,报告自己的设防情况。对此,林则徐在复信中表示:“所示派兵分防二沙尾、大王滘等处,并办木排堵截,均属周密有余。顷间嶰翁见商,以为兵数似可稍减。缘夷兵船一只,尚不知真假如何,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很明显,林则徐对怡良提供的新到英国兵船一艘的情报并不重视,对广东内河防御的能力和布置极有信心。其实,他完全错了。

  新到英国兵船的情报是确实的。它名叫“窝拉疑”(Volage)号,船长士密(所以后来的中方史料中把此船称为“士密船”),装有28门舰炮,属于巡洋级兵舰。它服役于英军东印度防区,由东印度防区总司令马他伦于六月中旬派出,七月二十三日(8月31日)到达广东尖沙嘴洋面,保护茵集于此的英商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船群。由于中国方面对此船的确切情况尚未探得,所以在七月二十四到二十五日的两天里还知之不多,林则徐才会在信中有“尚不知真假”之句。

  “窝拉疑”号的到来,是义律蓄意把禁烟争端拖向武装冲突的一个严重步骤。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义律早在被迫同意缴烟后即致函英国外相帕麦斯顿主张发动战争;三月中旬又致信英印总督奥克兰勋爵,请求派遣兵舰到中国进行武力示威。奥克兰勋爵接信后于六月中旬下令马他伦,让他派出“窝拉疑”号作为先行,他在致帕麦斯顿的信件中表示自己将亲率装有74尊舰炮的“威里士厘”号巡洋舰开赴中国。所以,“窝拉疑”号的到达,实在是义律和英国政府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

  林则徐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这虽然有情报尚未核实、“不知真假”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和邓廷桢在主观上缺乏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本性的认识,尤其对义律敢于挑起战争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尽管他在赴粤之前对禁烟是否可能导致边衅有所虑及,在处理缴烟过程中也曾多次与邓廷桢、关天培等磋商海防布置并亲临视察,但本质上他不想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也不认为英国会轻易发动战争;他对义律的看法虽然随着此人的每次阻挠破坏而有所改变,但基本上没有对义律丧失“必能悔改”的信心。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林则徐和邓廷桢都认为,即使事态发展到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只要广州加强内河设防也就完全可以应付。所以,他在致怡良的信件中才会有“即使再有续来,而内河亦不过各处有防,即无意外之患矣”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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